在许多人军事家的形象往往是那种能够统帅大军、屡显身手、屡建奇功的卓越将领。固然，这些能力是军事家的表现，但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家还应具备更深刻的责任意识。他们不仅需要了解国家的实际情况，关怀人民的利益，更要有勇气面对风险，带领人民组建属于自己的军队，哪怕是在极端劣势的环境下，也不畏强敌，敢于投入斗争。

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历史中，西北红军的缔造者刘志丹正是这一类型的人民军事家。虽未曾手握数十万兵力，却凭借非凡魄力和坚定理想，奠定了陕北根据地的根基，为中国革命事业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撑。

刘志丹的奋斗历程十分曲折。他早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是一名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八七会议”的决策转向兵运事业。屡次组建革命武装均告失败，四次起事，四次失利，这些挫折让他意识到，要实现革命必须掌握武装力量，而枪杆子的来源就在反动军队中。他决定深入反动武装内部，试图争取、获取武装。

1931年春，刘志丹在一次行动中被捕，幸得杨虎城协助才重获自由。脱险之后，他整合了之前拉起的几支小队伍，在西北首创南梁游击队。此后，晋西游击队进驻陕北，与当地商贩武装结合为陕北游击队。在中央指示下，陕北游击队南下与南梁游击队合并，成为陕西省委直接领导的武装。

1932年初，两支队伍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刚组建时只有七百人，且武器匮乏，但在刘志丹带领下，队伍于当年春夏间频频出击：先后攻打马栏镇、淳化县、宜川县反动势力，有效粉碎敌人围剿，实力迅速提升。

但很快，党内“左”倾路线带来严重影响，刘志丹失去领导职权，队伍遭受重挫。年底，省委决定成立红二十六军，陕甘游击队改编为该军二团，刘志丹任团政治处长。这个决定，使西北红军成为正规武装，并推进革命根据地建设。

1933年春，省委在照金设立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武装力量增加到1200多人。红军力量扩张令省委书记杜衡信心膨胀，他要求红二团进军渭南，开辟新根据地。刘志丹却极力反对，感叹“我们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却被要求冒险，保全无望，只能硬着头皮前进。”

后来，南下途中红二团遭遇惨重损失，仅百人幸存。折返后才得知杜衡已叛变，敌军即将发动对陕甘边区的大规模围攻。危急时刻，刘志丹率部撤回南梁，重整革命根据地。原红二十六军二团重新组建为红四十二师。半年时间里，刘志丹将部队发展到1500人并战胜敌人围剿，极大地巩固了陕甘边区革命力量。

1934年是西北红军蓬勃发展的关键一年。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在陕甘边区站稳脚跟，陕北建立起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应运而生。随着红军力量增强，敌军围剿愈加猛烈，东西两地红军合流成为必然。

年底，西北革命根据地展开第二次反围剿战斗，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合编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由刘志丹、谢子长共同指挥，这标志着西北红军由游击战迈向正规运动战的新阶段。

1935年秋，中央红军红二十五军长途跋涉抵达陕北，与本地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三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之后，毛主席及党中央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筹备东征。红二十八军成立，刘志丹担任军长，但在东征初期的不幸战斗中牺牲。政委宋任穷接替其职。

抗战全面爆发后，红军队伍接受国民政府中央军委改编，刘志丹曾指挥的三个军分别纳入八路军主力。红二十六军两个营并入八路军115师344旅，曾参加平型关战役；抗战胜利后，这两个营被编为第39军116师和117师。红二十七军与中央警卫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留守处警备1团，任务是保卫党中央，后来成为第4军11师，1959年进藏平叛。至于红二十八军，则化为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一个侦察连，在雁门关战役表现突出，后被授予“夜老虎侦察连”称号。

通过刘志丹的实践，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军事家的伟大往往并非在于规模庞大的军队，而是对理想与人民事业的坚守，以及在艰难时刻所展现的勇气与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