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我和我的抗战：潮汕抗战老兵口述实录》(2015年7月)，谢爱有口述，原标题《那时的兵好惨》
被劳动改造三十年，人生能有几个三十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可悲可叹
谢爱有（1915.2.15—2015.4.18），揭阳普宁流沙镇城东街道百马村人。1941年入伍，战役预备队90师250团特务排战斗员；当过运输兵、侦察兵、联络兵；当过上士班长。
正文
第一次见到谢爱有，是2015年3月1日午后，他在二儿子新落成的那座“下山虎”院子里，蜷坐在塑料椅子上晒太阳，已经99岁了，除了瘦得厉害，看上去精神还不错。
谢爱有当过运输兵、侦察兵、战斗员、联络兵。他在给我讲打仗时说他会讲日本话，但只会讲一句，就是：“自己人。”他讲这话的时候一脸胜利的笑容。问他为什么只会讲一句话。他说：“我当过联络兵，联络兵在联络活动时，经常要混过日军的岗哨。这句话是专门学的，其实还有其他的忘记了，剩下这句话还记得。”
谢爱有是1941年当兵的，属于抽丁入伍。在洪阳通过普丰师管区到达惠来做新兵训练，当时带去惠来训练的连长叫麦胜初（186师的一名连长）。在惠来训练没有鞋穿，都光着脚，时值雨季，一个多月后，他的脚趾头都烂得看见骨头了，连路都不会走。被送进乐昌住院治疗，在平石院区，他在医院整整呆了40天，脚才医治好。
在医院时候，有一位连长到医院收兵，因为从前线受伤回来的士兵在这里治好后，每过一段时间就有部队的官员来收编，只要凑足一个连就被带走。谢爱有脚治好后，就被这个连长收走了。他说连长是五华人，姓名忘记了。整个院区康复了的伤兵被编成一个运输连，运了一批大米给独立90师，运输任务完成后，被编进250团。在平江县与湘X县（老人记忆模糊）二县之间驻军有比较长一段时间。谢爱有说：“我们在那里驻扎约近两年的时间，只是牵制河对面的日军。我们驻地与日军之间隔着一条河。日军一个师团，我们只有一个团，团长叫蔡廷深；我在特务排，排长叫曾春远。我们不敢正面去打他们，日军也没有多大骚扰我们。我们主要是打游击。我们驻地与日军相距只有四里路程，与当地的村民关系很好，对我们当兵的很尊重。”
在3小时采访中，谢爱有两次激动不已。一次是讲述捞刀河伏击战，谢爱有说：“我们在捞刀河与日军作战，是长沙会战前夕，日军要过捞刀河，我们被派去狙击埋伏，只有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到了捞刀河，才知道捞刀河两边没有地方可以布兵，因为处在平原地带。只有隐藏在一个小山包上观察，一直不敢打。但因为军事计划，你不打可能会影响到其他计划的损失，所以连长二话没说，还是下令打。半个钟头过去后，我们才发现日军越打，兵力越多，原来他们是整编的师团经过，还有整编的辎重部队。很快，我们就被包围，以我们当时的武器装备与日军的武器，可想而知了。后来，团长派了一个营的兵力来增援，团长叫胡魁。营长拼死撕开一处日军的包围，把我们剩余的几个人解救出来，撤退。捞刀河战役失败后，日军突破了捞刀河防线，大部队就过去了。很可怜的是，捞刀河战役失败后，我们营长被枪毙，理由是擅自撤退。营长是四川人，很勇敢，但没有读过什么书，其实他只是个替死鬼。出兵之前，除了我们这些去打的人外，谁都知道我们会打败的，战争就这么残酷。”伴随着孱弱与变调的感叹，谢爱有深陷的眼窝还是无法贮蓄住泪水，他挽起袖口擦了擦深陷的眼睛。谢爱有的这段叙述，与以下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资料记载完全一致。他的部队就是被派去狙击敌人越过捞刀河的。
关于第三次长沙会战有这样一段记录：
薛岳在总结前两次长沙会战的经验教训后，进一步完善了其“天炉战法”，决定依据湘北的地理优势（即“天炉”），在新墙河、泪罗江和捞刀河之间逐次布置防线，以第20军、第37军和第58军等部逐次抗击日军以削弱其攻势，从防线撤退下来的部队并不后撤而是撤向两翼，以长沙城为饵，诱使日军钻进这个“炉底”，令之前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因作战不利而戴罪留任的李玉堂率领所部第10军为核心，守卫长沙城，把日军牵制在炉底。
谢爱有一直随部队辗转作战，日本投降前夕退到广西边界的一个山区小县，叫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让他再次情绪激动的时候是讲述他的部队从台湾回祖国大陆救援锦州失利退守葫芦岛的惨状。这时他又流泪哽咽了。
谢爱有说：“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我们被整编后进入越南，接受投降。但日军很狡猾，武器都扔进海里去，没有收到多少武器。受降完毕后，我们即刻被调往台湾，乘军舰回火龙港再往台中市。几个月后，部队忽然被调回，到祖国大陆这边打仗，后来又不打了，到葫芦岛驻扎。(当时是内战阶段，锦州被围，国军派林伟俦部4个团奔赴前线，企图解救锦州之围。但路经塔山，程子华死守塔山，激战多日仍无法攻下塔山。又获悉锦州已经失守，国军只能退回葫芦岛，从海路退守华北。)那时天已经开始转冷，我们无寒衣可以穿，补给不足，棉衣还没有发下来。岛上的官兵很艰苦。我不出两天就病倒了，高烧不退。被送到上海医院，上海医院已经开始南迁广州，我是躺在床上随医院一起南迁广州的。到广州后，我病差不多好了。一天，忽然来了几个人，在医院问所有伤兵，打仗那么久了，想不想家？所有人都说想。领头的人对我们说，现在可以回家了，每人可以领到15个大洋后回家；受伤的发30个。我高兴极了，以为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就领了15个大洋后高高兴兴直接回家。回到家里，我沿途听到许多传闻，说我们的那个部队到汕头被打败了，我都不敢相信。时隔不久，我忽然被人带到汕头陈店关闭几天，后在陈店九县法庭接受审问。我被抓走还一塌糊涂，不知道为什么。等看到墙上四处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标语，我才忽然悟到点什么，觉得世界变了。我才明白那些大洋是遣散费。当他们问我当国民党兵为什么不跟着去台湾，留下来干什么。我灵机一动，就照着墙上的标语回答，说是共产党的宣传好，让我明白道理，国共是兄弟，不能打自己兄弟，所以我不打仗了，放下武器回家种田。我的回答让在场的人很满意，他们没有再为难我，直接把我送往鲤湖参加生产队劳动。在那里劳动了30年，改革开放后才回到家乡。中间没有受到什么运动的影响，我听说很多人很惨，我们在山里劳动很平静。”他说完这些话的时候，点燃了一支烟，脸上露出愉快的笑容……
2015年3月30日
资料来源：
《我和我的抗战：潮汕抗战老兵口述实录》(201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