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7年1月13日起至1947年3月18日止，中共中央曾在延安驻足、磨砺，并自该地出发，迈向全国胜利的辉煌征程。因此，延安被誉为革命的神圣圣地。

在延安，毛主席度过了十个充满奋斗与生活的春秋，频繁迁移住所。其中，杨家岭成为了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居所，自1938年11月起至1943年10月，仅仅相差一个月，便即将满五年。

每当我触及那一段过往，心头便萦绕着难以消散的沉重感。

每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总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激昂之情，荡涤着我们的身心。

一

毛主席、朱德、张闻天等党的核心领导同志抵达延安后，起初便选择在凤凰山脚下的窑洞中安顿下来。

在那片热土，党中央与毛主席审时度势，精心策划，最终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恰如其分地将国内阶级斗争的进程引导至抗日民族斗争的正轨之上。

于彼处，毛主席挥毫泼墨，定下乾坤格局，著就了被世界誉为十大军事经典之作的《论持久战》。

1938年，毛主席于窑洞中挥毫泼墨，著就《论持久战》一书。

1938年11月20日，星期日的清晨，人们正享用着早餐，忽闻空中传来一阵飞机的轰鸣。那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瞬间打破了延安往日的宁静，人声鼎沸，马嘶声声，四处奔走呼喊……紧接着，视线所及，市井巷陌间升起了浓重的黑烟柱。

这乃日本侵略军对延安的首轮空袭。炸弹的爆炸声震撼了大地，令其剧烈震颤。

“此事远未结束，今日的轰炸只是序曲，未来还将有更多，或许就在明日。”

中共中央夜迁杨家岭。

果如毛主席所预见，翌日破晓时分，日本侵略者的飞机便对延安实施了新一轮的猛烈轰炸。幸而延安的军民已提前做好了防范，悉数撤离至安全区域，从而避免了人员伤亡。

杨家岭坐落于延河之畔，与延安古城相隔约五里之遥，彼时此地仅有十余户人家居住。

此乃一幽深的山谷，沟壑间树木葱郁，枝叶交错，几乎遮蔽了天日。从外界望去，抑或自高空俯瞰，均难窥见山谷中隐秘的设施与驻守的官兵。

中共中央迁址于凤凰山脚下的杨家岭，其首要考量便是确保安全。历史的发展验证了这一决策的正确性。在随后的岁月里，日本战机对延安实施了多次轰炸，甚至有的一天内发动两次空袭，每次出动的飞机多达数十架，投放的炸弹数量从数十枚到数百枚不等。然而，杨家岭这片土地却从未遭到敌机的侵犯。我军所挖掘的防空洞，也始终未被启用。

◆毛主席旧居。

中共中央迁至杨家岭后，首先遭遇的难题是住房的短缺。原本僻静的山村，骤然涌入众多机关人员，住房问题自然显得尤为突出。为此，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与警卫部队齐心协力，共同动手挖掘窑洞。今日杨家岭景区内供人们参观的、悬挂着某位领导“同志旧居”或某“机关旧址”标识的窑洞群，正是那时辛勤劳作的成果。

为抵御敌机轰炸，机关学校挖掘了众多防空洞，其中部分洞口与居民窑洞相衔接。夏日炎炎，防空洞内常会吹拂出几缕沁人心脾的凉风，使得遮帘随风轻轻飘动。

1942年二月，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中，以幽默的口吻指出：“此类不良作风，并非如冬日北风那般，肆虐无阻。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现今已非主导之风气。这仅是股逆流、一股邪风，仿佛源自防空洞中逃逸而出。”

鉴于参与整风的干部与学员们皆有过挖掘窑洞和防空洞的实际经验和感受，听闻“从防空洞里逃出”的言辞，不禁引发了一阵欢声笑语，满堂皆笑。

二

毛主席曾言：“延安窑洞孕育了马列主义”，此言非虚，恰如其分。

回顾毛主席的一生，其理论创作的光辉岁月不胜枚举，延安的十年岁月无疑是其中之一，而杨家岭时期更是他理论成就的高峰。以《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为例，延安时期所撰写的文章已占总数的半数以上。在这些作品中，有40篇是在杨家岭的窑洞中挥毫泼墨而成。

在杨家岭，毛主席寓居的两间窑洞中，内室是卧室，陈设简朴，仅有一张木制床榻、一把小木凳以及一个木制箱子；而外室则是办公室，配置包括一个老旧的书架、一张充当办公桌的旧式方桌，以及几把小方凳。美国作家斯特朗在其访问记录中感慨地描绘道：“党的领导骨干，居于寒冷的窑洞之中，借助于微弱的灯光，孜孜不倦地工作，此处并无奢华的装饰，物质享受稀缺，然而居住于此的，却是思维敏捷、思想深邃且具备全球视野的智者。”

1939年，毛主席年满46岁，历经漫长的战争岁月与艰苦卓绝的生活磨练，他的健康状况已受到严重损害。然而，在这样的逆境中，他既忙碌于处理战争时期错综复杂的各项事务，又坚持不懈地进行理论研究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忘我投入。

1940年，毛泽东阅读斯大林著作。

蒋泽民回忆道：

毛主席撰写文章的过程堪称辛勤。在延安地区，电力匮乏，每当夜幕低垂，毛主席便点燃两根蜡烛以照明，那微弱的烛火摇曳不定，不仅昏暗且跳动，这对视力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也极易导致眼睛疲劳。当写作疲惫之际，毛主席便会轻轻揉一揉那酸胀的双眼，稍作休息后再继续投入笔耕。待到夜深人静，他的脸庞上已积满了一层烟灰。毛主席挥毫泼墨时，惯用毛笔。在动笔之前，他总会深思熟虑，打好腹稿，而后一气呵成。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桌上通常不放书籍或报纸，不依赖他人作品。他专注书写许久后，常会暂停片刻，或是点燃一支香烟，或是起身至户外空旷之地散步。若他神态平和，面露微笑，与我们或公务人员闲聊几句，那便意味着他已经完成了文稿的初稿。至于毛主席所撰文章，有的需经反复修订，才得以呈送中央首长审阅。涉及军事内容的文章，则会送至朱德元帅处审阅；政治类文章，则交由王稼祥同志审读。他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将众人意见汇总，再次进行修改。

于杨家岭的窑洞深处，毛主席挥毫泼墨，创作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光辉著作，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崭新基石。毫不夸张地讲，正是这些在毛主席案头那盏彻夜长明的烛光下孕育而生的理论巨著，指引了中国革命的航向，让革命的航船在激流险滩中千回百转，最终驶向了胜利的彼岸。

三

在延安时期，中央党校作为一所专门培育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府，承载着举足轻重的使命。自1942年2月1日至1946年春季，毛主席亲自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这一历史性的任命显得尤为非凡。这一任职与延安整风运动紧密相连，构成了那段岁月中不可磨灭的一笔。

1943年，为提升学员们的学习氛围，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耗时建造了一座占地面积达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名师生的大礼堂。然而，在即将完工之际，众人环顾四周，尽管建筑宏伟壮观，宽敞明亮，却总觉得似乎有所缺失。有人提议在礼堂正面悬挂一块题词，以添增几分韵味。提及题词，大家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范文澜先生。范老尝试撰写了几条，却连自己也不甚满意，于是众人一致提议，不妨向毛主席请教。

毛主席挥毫泼墨，笔下“实事求是”四字遒劲有力，飘逸洒脱，宛若跃然于纸面。

题词取回后，即刻召集了技艺高超的工匠，精心挑选了四块棱角分明的石块。随后，工匠们将麻纸平铺于石面，依照笔迹细致雕刻，确保字形精准，毫厘不爽。

“实事求是”这四个大字，镌刻于正门之上，宛如点睛之笔，令整座建筑更显光彩夺目。自此，这句箴言便成为了党校学员乃至至今全党同志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永恒座右铭。

◆中央大礼堂旧貌。

毛主席将“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这一举措不仅是对当时党内盛行的一种脱离实际、沉湎于空谈的教条主义倾向的鲜明回应，更在于毛主席赋予了“实事求是”这一概念全新的科学内涵。

学习马克思主义应当“有的放矢”，“的”代表着中国革命，“矢”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矢”，正是为了瞄准并命中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便是“实事求是”的体现。这种态度，旨在实事求是，而非迎合大众以博取关注。它体现了党性原则，彰显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风格。

在中央党校校史馆的展厅内，陈列着四块由白沙石精心雕琢而成的石碑。碑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经过延安中央党校学员舒同的精心临摹与放大，显得格外庄重与醒目。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要义，便是实事求是，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融合。毛泽东同志曾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四个字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所在。毛泽东同志之所以伟大，能够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归根结底，正是依靠这一理念。”

毫不夸张地讲，正是得益于毛主席的大力推广与宣传，“实事求是”一词得以家喻户晓、深入人心，从而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

四

步入杨家岭毛主席的故居，映入眼帘的是墙上那幅毛主席身着满是补丁的粗布棉衣棉裤，向干部们发表讲话的影像。面对这样的画面，或许有人会感到困惑：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主席为何没有一件体面的衣物？这样的穿着是否过于简朴？实际上，提升衣着水平并非难事，然而毛主席却主动实践着所倡导的勤俭节约理念。这种精神正是我党领导革命取得一项又一项胜利的根本所在。

“我们正处在艰难时期，全国有数十万军队，若每人更换一件新衣，将耗费多少布料与棉花？”此言一出，众人无言以对。

“为何要给我换新的？我还是觉得旧的那件更合适。”

在1942年的那个时刻，毛主席身着缀满大块补丁的裤装，向八路军120师的团级以上干部发表了重要报告。

在这张照片中，杨家岭毛主席的旧居墙上，伟人的形象映入眼帘。他那勤俭节约、简朴无华的精神气质，深深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警卫员：“旧的不行了。”

毛泽东主席接过递来的新棉袄，询问道：“你们穿的棉服都是这种蓝色款式吗？”

警卫员答：“灰色制服。”

听闻此言，毛主席立刻指示警卫员将那件蓝棉衣更替为与战士们服饰一致的灰色棉衣。

毛主席在伟大的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亲临生产一线参与劳动。即便在事务繁忙之际，他仍抽空在杨家岭住所坡下开垦出一方荒地，亲自耕种各类蔬菜，为全党树立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典范。

1940年，在杨家岭的窑洞门口，毛主席设宴款待了南洋华侨的杰出领袖陈嘉庚。餐桌上，尽是战士们辛勤耕种的蔬菜，以及邻居慷慨赠送的一只母鸡。相较之下，在重庆，蒋介石的宴请却花费了高达八百大洋。这两餐的鲜明对比，令陈嘉庚对两个政党的本质差异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

归来之后，他如此记录下自己在延安的经历与心情：“我心中激荡，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仿佛拨开了迷雾，重见晴朗的蓝天。由此，我坚信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必将走向失败，而延安共产党的胜利则指日可待。”

五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虽然我们尚未达到“毕”的境地，但党已经发展壮大。随后，毛主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二十四载风雨历程，激情满怀地表示：“我们党历经艰辛，英勇斗争，波澜壮阔。自古以来，中国未曾有任何一个集团，如共产党般，不惜一切代价，牺牲无数，投身于如此伟大的事业。”

毛主席的这一讲话，实则是对全党同志进行了一次深刻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作报告。

毛主席的这次讲话，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宝贵信息。这其中，包括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地点、代表人数，为何选择在南湖举行会议，当时在世的代表们的情况，以及毛主席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详情等。然而，讲话的核心要义，在于阐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从简陋初创发展壮大，从幼稚无知的少年成长为能够改天换地的力量。当时，与会的大多数代表首次听闻中共一大的情况，感到新奇且激动，同时也深受鼓舞。

1945年6月17日，在悼念我国革命烈士的追悼会上，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再次提及此言，进而阐释道：“‘作始’指的是事物的开端，‘简’则意味着数量稀少，形容简略；‘将毕’则代表即将结束的时刻，‘巨’则象征着宏大、伟大。这句话恰能诠释那些拥有生命力的存在，包括拥有生命力的国家、拥有生命力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及拥有生命力的政党。”

“始于简易，终必宏大”，此言深含哲理，恰如其分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当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党员数量寥寥无几，影响力亦微不足道。胡乔木曾言：“一大”召开后，仿佛一切如常，报纸上未见丝毫报道。然而，中国伟大的历史变革，实际上已悄然开启。中国共产党从“简易”走向“宏大”的历程，有力地论证了，那些代表着人民根本利益、引领历史潮流的新兴力量，是充满活力的，是坚不可摧的。

六

在杨家岭，机关工作人员及警卫部队亲自动手，共同建设了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与中央大礼堂。

这座办公楼始建于1941年，因其独特造型，宛如一架翱翔的飞机，故而被誉为“飞机楼”。建筑主体由三层构成，其中一层北侧为中央图书室，南侧则是中灶饭厅。1942年5月，中宣部在此举办了文艺座谈会，吸引了近百位文艺工作者参与。毛主席亲自莅临现场，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不仅深刻体现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与丰富，更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成为指引革命文艺发展的光辉旗帜。尽管岁月荏苒，历经七十多个春秋的风雨洗礼，它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启迪作用。

1945年4月至6月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大礼堂盛大举行。主席台上方，一条横幅高悬，上面赫然书写着十二个激昂的大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奋勇前行”。正是在此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奠定了自己理论建设的基石——毛泽东思想。会议通过的党章，首次明确记载：“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一切工作的行动指南。”

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

杨家岭虽地处隐蔽，保障周全，却并非理论研究、著书立说的理想之地。施工现场噪音嘈杂，尤其是办公楼的建设，紧邻毛主席的住所，那叮叮当当凿石头的声响，持续数月之久，严重干扰了工作和休息。

此外，诸如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委、妇委、政策研究室等中央直属机关，皆坐落于这片狭小的山谷之中。人员往来频繁，必经毛主席的窑洞前，由此难免产生声响。然而，中央书记处尤其需要保持环境的宁静。

1943年10月，尽管杨家岭的土木工程已告一段落，中共中央仍毅然决然地将书记处迁往枣园。此举亦使毛主席移步至那幽静雅致、风景宜人的枣园之地。

七

“秋风换人间。”

1949年9月，随着开国大典的临近，中央领导层达成共识，决定在天安门城楼上悬挂毛主席的画像。于是，究竟选用哪一幅画像的问题，便落在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为此，他特地派遣摄影记者数次赴丰泽园，为毛主席精心拍摄了数幅正面肖像。不久，这些精心挑选的照片便摆放在菊香书屋的桌案上，供书屋的主人——毛主席本人进行挑选。

在开国大典的盛况之下，天安门城楼上高悬着毛主席的画像。

然而，这位繁忙的人民领袖对那些照片均不甚满意。他对身边的职员直言：“我并不喜爱这种一本正经的标准照，若真要在天安门上展示我的形象，不妨挑选那些随意捕捉的瞬间。毕竟，这样的照片更具自然之态。”

在获悉毛主席的指示后，周恩来随即派遣人员送来了几幅描绘毛主席在延安生活的照片，其中一张特别珍贵，展现了毛主席与朱瑞的亲密合影。

在那个秋意渐浓的清晨，毛主席与正在延安筹备炮兵学校的朱瑞并肩漫步于延水之畔。边走边谈，气氛温馨而融洽，身边的摄影师见状，便悄无声息地捕捉下了这珍贵的瞬间。

这是一张难忘照片。

离别延安之际，朱瑞挺进东北战场。1948年10月1日，在解放辽宁义县的激战中，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部队的奠基人之一、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司令员的朱瑞，不幸踏响地雷，英勇捐躯，时年仅43岁。

1945年6月，毛泽东主席与朱瑞同志在延安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在检视由第四野战军政治部转呈的朱瑞烈士遗物时，毛主席不经意间发现了那张与朱瑞的合影。凝视着这张略显泛黄的照片，毛主席不禁回想起朱瑞在延安时期屡次致信，恳求奔赴前线的情景，眼中泛起了泪光。于是，毛主席提议，将这幅合影中的自己进行放大处理，并将之悬挂于天安门城楼前，以作为肖像。由此，开国大典上第一幅领袖画像的诞生便由此而来。

“历尽艰辛，磨砺成器”，毛主席常以此成语勉励他人。

杨家岭迎来中共中央机关的五载，恰逢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时光。在这期间，党中央和毛主席引领全党团结一心，励精图治。尤其是大力推动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从物质到精神双管齐下，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谱写了我国现代史上最为辉煌的历史篇章；而在此地，胜利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是这一切，让杨家岭这个不起眼的山村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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