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何说他胜我十倍？周总理都想让他当接班人，太可惜了

能让毛主席心悦诚服，亲口说出“他胜我十倍”这种评价的，翻遍史书，掰着指头都数不出来几个。

这人到底是谁？究竟有何等通天彻地的本事，能让伟人给出如此高的赞誉？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了解他生平的人，都会扼腕长叹，实在是天妒英才。

他叫恽代英，一个出生在武昌城，骨子里就刻着“不信邪”三个字的热血青年。

那会儿的中国，风雨飘摇，但凡有点良知的读书人，心里都憋着一股火。恽代英就是那火苗最旺的一撮，早在学生时代，新思想的浪潮就把他彻底“洗”了一遍，从此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里，再也没回过头。

武汉的五四运动，他就是站在最前头的旗手之一。可他觉得光摇旗呐喊还不够劲，得让更多的年轻人脑子“开窍”才行。于是乎，1920年，他搞了个“利群书社”。

这可不是个简单的书店。说白了，它更像个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公社。加入书社的青年们，生活上实行财产公有，每天粗茶淡饭，省下钱来买书、印书，一起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近乎苦行僧般的实践，在当时简直是一股清流，也足见恽代英的个人魅力和组织能力有多强。

1921年，他顺理成章地入党了。后来那本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中国青年》杂志，就是他一手创办并担任主编的。他的文章，就像一把把尖刀，直插旧社会的要害，唤醒了无数沉睡的灵魂。

后来，组织上派他去黄埔军校，当了第四期的政治部教官。在那个地方，他算是把国民党内部的腐败和龌龊看了个底朝天，心里对那帮人就更加鄙夷了。周总理对他欣赏得不得了，几乎是把他当成未来的接班人来培养的。

可惜啊，天不遂人愿。革命的路，从来都是铺满荆棘和鲜血的。

1930年5月6号下午，上海的老杨树浦，恽代英正在执行一项秘密的接头任务。谁能想到，街角的几个巡捕眼神那么毒，就把他给盯上了。这一抓，他就再也没能获得自由。

到了巡捕房，敌人什么狠招都用上了，严刑逼供。可恽代英是块硬骨头，愣是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吐。他给自己编了个假身份，叫王作霖，说自己就是个打零工的，啥也不知道。

巡捕看他被打得血肉模糊，人都有点“变形”了，也就信了几分，没认出他这尊“大佛”。眼看问不出名堂，就把他转到了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周总理这边，直到同年8月份才得到这个晴天霹靂般的消息。据说当时党内负责安全的李立三，因为一些内部路线上的分歧，并没有第一时间全力营救，这让周总理气得不行。后来的营救工作虽然一直在进行，却总是慢了半拍。

命运的转折点，坏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顾顺章。

这个曾经的中共特科负责人叛变了，他把我党在上海的机密抖了个底朝天，其中就包括恽代英的真实身份。

这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起初是又惊又喜。他爱才，知道恽代英是个人物，就想招降他，许以高官厚禄。哪知道恽代英听完，只是冷笑一声，把老蒋派来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

这下可把蒋介石给彻底激怒了，爱才之心瞬间变成了杀心。一道“就地处决”的密令，就这么发了下去。

1931年4月29日，在南京的监狱里，恽代英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他平静地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狱中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

写完诗，他从容地走向刑场。枪响之前，他用尽全身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那声音，想必让整个石头城都为之震颤。

远在中央苏区的毛主席，得知挚友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他与恽代英，虽说共事的机会不多，却早已是神交已久的知己。

两人的缘分，始于笔墨之间。还在1919年，毛主席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恽代英就在武汉办“互助社”，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早就通过书信往来，引为同道。恽代英还帮着毛主席在武汉售卖《湘江评论》，传播革命火种。

后来，湖北的军阀王占元封锁言论，恽代英写了篇讨伐文章却无处发表。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远在长沙的毛泽东。毛主席二话不说，就帮他把文章刊登了出来。这种革命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比什么都珍贵。

现在，好友惨死于叛徒之手，毛主席的愤怒可想而知。他亲自起草了一份通缉令，下令严惩叛徒顾顺章。这种带有浓烈个人情感的举动，在毛主席的政治生涯中，是极为罕见的。这足以说明，恽代英在他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说句实在话，每每读到这段历史，我总在想，如果恽代英没有牺牲，那该多好。他不仅仅是一个勇士，更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宣传家和组织家。他的笔，他的思想，在那个年代，是点亮黑暗的火炬。他的牺牲，不光是党的巨大损失，更是整个民族的巨大损失。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记住他，记住那一代人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付出了怎样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