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善南
1957年炎炎夏日的一个午后，上海复旦大学在相辉堂举办了一场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集会。全校师生接到了必须参加的紧急通知，会场上笼罩着一片紧张与压抑的气氛。受到批判的，是历史系的一位教授，他曾是声名显赫的“七君子”成员，且曾遭受国民党政府的拘捕——王造时。他展现了一位知识分子典型的风貌：身形挺拔，略显丰腴，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的气质表露无遗，肌肤白皙，面容圆润，身着一件白色衬衫。
揭发快，有人起身。王造时曾对社会主义生活进行恶意诋毁，指责其生活困苦；他试图构建个人势力，与党组织产生严重对立；他公然挑战苏联，意图破坏中苏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紧接着，会场上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呼喊：“王造时，务必如实供述！”
王造时奋力逐一向众人解释，然而无人愿意倾听，他的辩白在震耳欲聋的指责声中显得微不足道，显得那么无力。
在那金色的九月，上海《文汇报》刊登了王造时的《我的检查》一文。经过深刻的自我省思，王造时诚挚地接纳了所有针对他的指责，并郑重地承诺放弃顽抗的态度，“在此时此刻，我已经彻底转变了立场，对自身所犯错误的认知变得更加深刻，对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也认识得更为透彻。我深切地体会到，我辜负了党的培养，辜负了上海的人民，乃至辜负了自我。因此，我再次向党，向上海的父老乡亲，以及全国的人民，衷心且诚挚地表达歉意。我衷心且永远感激党组织给予我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王造时握笔书写这番并非出自真心的悔过之词时，或许不禁会追忆起自己年轻时那段充满激情与豪迈的时光。那时，他身边环绕着赞誉与鼓励的声浪。
学生领袖
1919年5月4日，正值清华园内洋溢着庆祝建校八周年喜庆氛围之际。午后5时，正值忙碌接待来宾的清华学子王造时，忽闻一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消息——京城内各校学生纷纷涌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对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更有甚者焚烧卖国贼的住所，众多同学不幸被捕。当晚，他通过同学罗隆基的电话核实了此消息，二人立即商议，决定迅速组织同学们响应各大高校的罢课行动，携手营救被捕的同窗。
王造时猛地挂断电话，立刻朝中等科食堂奔去。他将一条长凳放置在食堂入口的正中央，紧接着跃上凳子，高声呼喊：“同学们，紧急公告！”紧接着，他将学生被捕的消息公之于众：“各位同学，北京各校的同学们纷纷行动起来，投身于救国事业。我们理应立即作出回应。请大家密切关注时局的变化，并提出救国的策略。”这番话一出，同学们无不深受触动，齐声高呼“罢课！罢课！”随后，王造时又迅速前往高等科，继续进行鼓动。
次日拂晓，一场由各级政府官员及社团要员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按期召开。与会者一致同意，清华大学学子应与京城学子携手并肩，坚定信念，自今日起，步调一致地开展罢课抗议活动，直至达成既定目标。
十六岁正值青春年华的王造时，此刻正就读于清华大学中等科的二年级。
1902年8月3日，王造时在江西安福县迎来了人生的曙光。自八岁那年，他踏入私塾，开始了求学的旅程。次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他亲身聆听了帝制被推翻的喜讯，亲眼见证了无数家庭门楣上飘扬着印有巨大“汉”字的白色旗帜。在这一刻，民主共和的种子在他内心深处悄然播下，开始慢慢萌芽。
新时代的浪潮激荡，王造时眼前迭现诸多新奇事物。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连天，上海《申报》对战场局势的报道中，“正义”、“人道”、“公理”等字眼频繁出现。翌年，袁世凯篡位称帝，他的国文导师对梁启超所撰质疑国体问题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这些事件在他幼嫩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王造时初露独立思考的锋芒。那是在1916年的双十节，江西督军李纯为了庆祝所谓的“国庆”，亲临讲武厅检阅军队。文武百官争相簇拥，场面浩大，以至于沿途的老百姓和学生不得不被驱赶至屋内避让。王造时事后对这一幕至今记忆犹新，他如此描述道。
缝隙中，军阀头目驾驭着良驹，气势磅礴地驰骋而过，而广大民众却连国庆庆典的参与资格都难以获得。那瞬间，我内心不禁生出一个深刻疑问：这，果真是我们口中的“民国”吗？
1917年，王造时荣获清华大学录取资格。随后的五四运动，以其磅礴的气势横扫全国，他迅速将这振奋人心的喜讯传遍清华园的每个角落，并在筹备学生领袖联席会议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19年6月3日，王造时及其同窗学子们抵达了京城东安市场，在那里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他们特意手持小国旗，穿梭于市场之中，此举吸引了众多行人的目光。演讲即将展开之际，一队警察与士兵突然现身，强行将王造时从台上拽下，并将其拘禁于北京大学。
王造时此次首次被捕。五天之后，他重获自由，关押所的门口顿时涌动起一片欢声笑语，欢迎的人群中不仅有普通市民，更有大学生和众多孩童。每当一批被捕的学生获释，无论是室内还是室外，欢呼声此起彼伏。王造时事后感触良多，回忆道：“那时，我泪水如泉涌，心中充满了感动。”
王造时定终身目标。
1925年，他毅然踏上了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征途，并顺利完成了入学手续。在政治学的殿堂中，他刻苦钻研，五年的勤勉学习如同一把利剑，磨砺了他满腔的热忱与坚定的信念，最终带着这些宝贵的收获重返祖国。他立下誓言，决心以所学知识为武器，致力于“挣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枷锁，携手共建一个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辉煌一刻
“我出身于一个细微的资产阶级家庭，在清华园的滋养下度过了八年的青春岁月，深受美帝国主义的熏陶；之后，我在美国度过了四年的求学生涯。在英国的一年留学经历中，我专攻资产阶级政治学。然而，正是这些保守的思想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归国后，我却将这种思想四处传播，企图侵蚀我国的革命事业，罪孽深重，实难宽恕！”
1957年9月，于《文汇报》之中，王造时撰写了一篇自我反思的篇章，回顾往昔，昔日那颗满怀激情的雄心壮志已逐渐消逝。他对自己曾经的求学岁月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剖析，将那段时光的珍贵价值贬低至最低。
此论断未免过于不公，甚至与事实相悖。当年王造时学成归国，他展露的才华与锋芒，首先触及的并非井冈山，而是当时掌握政权的国民政府。
1928年，国民政府虽在表面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紧接着便步入了“训政”时期。自此，一党专政的统治模式得以稳固，这让怀抱民主共和国愿景的理想主义者王造时倍感郁郁不得志。1930年，王造时重返故土，受聘于上海光华大学政治系，担任教席。在投身教育工作的同时，他亦对时局保持高度关注，撰写了大量时评文章，并在《新月》等知名杂志上公开发表。
观察全球各国的社会发展路径，不禁引发疑问：是否真有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单靠统治者的单方面“引导”而建立起来的？又是否有过民主是民众主动争取而来的？……一旦掌握政权并处于领导地位，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普遍都倾向于不愿轻易放弃权力。这种心理倾向是人类共有的特性，这一点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他写道。
王造时高声疾呼，迫切需要终结“训政”的旧时代，全面推动宪政的进程，保障国民享有充分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并允准各政党在公平的平台上公开竞争。他倡导以法治精神革除人治的弊端，以选票的公正力量替代武力的威慑。在民主力量持续壮大与民众严格监督的大环境下，地方割据的军阀将转变成为捍卫国家利益的武装力量。同时，若政府能与人民携手共进，双方将能合力抵御日本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
王造时的政论文风激昂而畅快，颇得读者青睐，然而却也令官方颇感棘手。起初，官方试图与之拉近距离，蓝衣社的首领刘健群甚至亲自前往上海，劝诫道：“切莫在上海喧哗发表言论，以免扰乱国家的重大政策。”蚊鸣阵阵，虽看似微渺，却只需轻轻一挥，便可瞬间将其驱散。王造时言辞诚恳地表达，对于这份厚意，他心怀深深的感激。尽管如此，他依旧矢志不渝，投身于教育事业，坚定不移地继续前行。
未果，当局强硬。伊始，当局勒令查封了王造时主持的《主张与批评》杂志；自1933年起，更是悄然发布全国性的禁令，严格禁止各高等学府聘请王造时担任教席。意图对其在经济上实施全方位封锁，却未料到王造时早已做好了周密的准备。他成功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毅然投身于章士钊的律师事务所，成为一名执业律师。与此同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也对他深信不疑，委以重任，让他负责一系列译书工作。尽管职业道路发生了转折，王造时的收入与从教时期相差无几。
当局的忧虑再次被暗杀的阴影笼罩。一日，王造时在国民党元老李烈钧处意外地获知了一份暗杀名单，惊愕地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其中。不久，名单上的杨杏佛便遭遇不幸，不幸丧生。为防患于未然，王造时巧妙地布下了一计，将这份名单托付给了在上海由美国人创办的《大美晚报》。翌日，该报的中英文版同时发布了名单，立刻在上海引发了轩然大波。上海市长不得不亲自出面进行“辟谣”，自那以后，名单上的人物便再也没有遭受暗杀的厄运。
1936年，双方之间的矛盾终于演变为一场汹涌的激流。同年5月，王造时与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等众多仁人志士，齐聚上海，共同发起创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联合会积极倡议国民政府与红军展开和平对话，力主释放政治犯，并致力于推动统一抗日政府的建立。然而，在11月22日，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和“共党嫌疑”的罪名，将他们全部逮捕，此事件随即被载入史册，成为闻名遐迩的“七君子事件”。
“七君子”赢得了全国民众的广泛支持。不仅中共公开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就连冯玉祥、张学良等党内高层也纷纷发声，表达异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释放上海爱国领袖”这一诉求被明确写入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通电声明之中。宋庆龄更是以“人权保障同盟”的身份前往苏州，向高等法院递交请愿书，力主释放“七君子”。高等法院院长无奈之下，只得躲藏起来，拒不露面。尽管法院门前人潮涌动，口号声此起彼伏，他却始终避而不见。
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国民政府在1937年7月31日解除了对“七君子”的拘禁。王造时目睹门前欢声鼎沸的情景，内心澎湃不已，他饱含深情地表达：“这不仅是对七位同仁的热烈欢迎，更是对‘救国会’理念的坚定支持。”
王造时辉煌至此。
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这些声名远扬的名字，不仅是那个时代熠熠生辉的明星，更是中华民族的珍贵财富。
身份焦虑
二十二年岁月如梭，王造时对其往昔那段辉煌的时光，进行了彻底的否认。
1959年1月20日，尽管“右派”的标签尚未从他身上被彻底抹去，王造时依旧在新的开始为自己设定了一份“改造计划”。他强调，必须对过往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认清反动本质。我们必须深入挖掘并彻底摒弃所谓的“进步”重负，将其根除无遗，从而能够轻盈地迈步，投身于自我革新的征途。
此外，有必要对自1930年以来党际关系的发展轨迹进行更为深入的考察。我时常感受到，自己对党的忠诚之情常被误读为忘恩负义。实则不然，非但党委对我有所委屈，更在于我对党的栽培与信任，未能以更充分的回报相称。”
历来蒙受着忘恩负义的恶名，此言背后，潜藏着一抹难以言说的苦涩。
1941年，苏日签《中立条约》。苏联庄严承诺，将坚决捍卫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绝对安全；日本亦郑重保证，将全力确保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完整与不受侵犯。这等情形实则等同于两国对“满洲国”的正式认可，暗示着双方均接受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版图。
消息一经传开，舆论顿时如潮水般汹涌。重庆救国会的几位核心领导人迅速认识到公开发表立场的重要性，于是现场推选王造时承担起撰写一封致斯大林的公开信的任务。王造时以敏捷的思维迅速完成了信件的初稿，在信中，他对苏联的所作所为表达出了“深深的遗憾”。
王造时未曾料到，公然“反苏”引麻烦。党内一些高级领导成员坚信，这封公开信实际上为王造时独立撰写，且是在外界压力下，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邀请他人共同署名。在这些人中，不乏持有更为激进立场者。有人指控王造时涉嫌收受国民党特务的贿赂，意图借此引发一场针对苏联的抗议风波。
王造时对此事全然未察，仍旧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事务。然而，随着1946年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王造时的心思逐渐向中共倾斜。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是，在田汉五十寿辰之际，王造时与罗隆基一同外出。罗隆基出于好奇，便向王造时探询他对当前局势的应对策略。王造时则不经意地应答。“右侧行驶暗藏着一跃入黄浦江的潜在危险，而眼前横亘的马路，更是直面疾驰而来的车辆可能带来的致命威胁。相较之下，选择缓缓转向左侧，向着跑马厅的方向前进，似乎更为稳妥。”
可是，中共建政以后，对这位著名民主人士的安排却有些尴尬。彼时，当年的“七君子”除邹韬奋病故和李公朴被暗杀外，其余5位中有4位都担任了部级以上高官——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章乃器任粮食部部长，沙千里任商业部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部长。王造时，即便身怀显赫的学位且正值青春年华，却始终徘徊于边缘。直至1951年下半年，他方才在复旦大学政治系谋得教授一职。
另一引人关注的案例是，王造时曾力图与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取得联系，表达了自己愿意为党组织贡献力量的愿望。他直言，当时蒋介石与孙立人之间的冲突愈发尖锐，而孙立人掌握着军队的实际指挥权，且得到了美国的援助。鉴于王造时与孙立人同是清华大学的校友，他诚挚地恳请组织批准其赴台，执行策反孙立人的计划。对此，复旦大学历史系长期致力于研究王造时的何碧辉教授提供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无畏个人安危，毅然挺身而出，勇敢地提出建言，但最终却未得到任何回应，四周一片寂静，宛如沉入深渊的巨石，毫无波澜。
王造时在内心深处亦敏锐地察觉到，自己与新兴政权之间的距离正日渐拉宽。然而，相较于民国时期，现今体制内身份所蕴含的分量，早已远超往昔。
新中国成立之初，民营新闻行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被重塑为以中央行政计划为主导的国营媒体体系。在这种背景下，报纸盈利的路径已变得不再适用。1955年，新中国的律师制度正式迈入试行阶段；此后的1957年，有人将其定性为资产阶级的体系，众多律师不幸沦为右翼分子的同列。在这短短两年光景，这一律师制度便急速滑向了终点。律师在新中国难以为生。
在这段岁月里，王造时一家的命运多舛，两位子女不幸被确诊为精神疾病患者。1956年，王造时的第一位妻子朱透芳不幸去世，家庭顿时陷入经济困境。在这段艰难的时光里，学校伸出了援手，不仅承担了王夫人丧事的料理，还支付了其子治疗疾病的医药费用。此外，学校还特意为他安排入住茂名公寓，这是一座位于上海原法租界的高级住宅。
置身于这一特定的历史轨迹之中，回首新中国成立之初直至反右斗争爆发前夕的时光。这位向来敢于直言不讳的民主战士，自国家成立之初，公开发言的场合可谓是凤毛麟角。他信中坦言：我深刻认识到，党对自我修养的关注如同薄纸一般脆弱，因此我始终保持沉默，不敢轻易发表任何评论。实在是担心，一旦言辞失当，不仅可能对公务带来负面影响，亦可能损害到个人的品德。
公私，意蕴深远。
两面人生
1957年，知识分子的春天虽短暂，却璀璨夺目。在北京，王造时与中央统战部领导进行了两次坦诚的对话，成功化解了历史沉积的误解。不久，周恩来总理亲自约见了他，不仅耐心聆听他的心声，更主动邀请他赴京履职，这份关照让王造时倍感鼓舞。返回上海后，他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沈钧儒先生写信，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事理已明，未来我将更加努力，全力以赴投身于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此刻，党中央及毛主席下达了“大鸣大放”的号召，王造时深感这正是他献策建言的绝佳时机已然到来。在浓厚的爱国爱党情怀的感召下，我深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一口号的激励，毫不犹豫地抛却内心的顾虑，勇敢地发声，表达自己的见解。
在那年的3月20日，正值政协全国盛会之际，王造时先生情绪激昂，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讲。“在党内，或许不乏才华横溢的干部，堪比唐太宗，但党外却鲜见如魏征般难得的人才。”他衷心期望党外有识之士能继承“魏征精神”，无畏个人安危，畅所欲言，毫无保留地表达己见。在随后的两次发言中，他着重提出：“应即刻将鸣放运动推广至基层单位”，并进一步明确指出——“自宪法颁布以来，此类现象似乎已被世人淡忘，然而，这一现象实则不容忽视。”
自六月起，随着反右运动的骤然而至，王造时的这些见解迅速成为了众矢之的。1957年6月12日，于上海法学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一篇批判性的文章指出，王造时在历史的长河中因“反苏”之声誉而为人所熟知，同时他亦始终秉持资产阶级的民主信念。讽刺之处在于，正当这一天，王造时亦向周恩来总理致信，倾诉了他此时的……纵使遭遇某些极端、偏颇甚至错误的言论，我们亦无需感到恐惧。在经过恰当的纠正之后，这些观点反而能激发我们更加坚定地面对矛盾。这恰恰展现了党的胸怀宽广，赢得了人民的深厚爱戴。
面对指控，王造时起初态度坚决，力拒所有罪行，毅然决然地声明“绝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甚至立下誓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但随着批评之声的持续发酵，直至当年的8月14日，王造时的立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坦陈，对自身思想上的偏差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上午时分，他再度呈交了补充文件，其中所收录的段落，正是揭开王造时内心轨迹发生重大转捩的关键篇章。
在家庭遭遇的实际困境面前，若非党组织的深切关怀，我们缓解困境的道路实属坎坷。自1946年夏日以来，我的长子不幸患上了精神病，这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精神与物质压力。去年三月，我深爱的伴侣离世，政府不仅全额负担了我于上海精神病院的治疗费用，还慷慨地免除了我曾在第一医学院附属医院所欠的债务。
自1955年秋季起，我的长女开始显现出精神疾病初期的征兆。学校党委对此表示，他们愿意无偿将她送至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
今年二月，我的次子初步显现出精神疾病的征兆。为了寻求专业的医疗干预，我果断做出决定，将他转院至南京。得益于上海统战部及时的电话协调，我们顺利在南京精神病防治院获得了宝贵的住院名额。
步入晚境，我独自在这家庭境遇中挣扎。虽不依赖党的援助，但对党的一些政策持有异议，这让我仿佛陷入一条无出路的绝境。难道我真的要让这种困境传给子孙吗？”
往昔，王造时有幸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待，然而随着反右斗争的帷幕拉开，每月的药费催缴通知便如影随形，纷至沓来。不久之后，他的教学职称被迫降至四级教授，而整个家庭亦不幸被逐出茂名公寓。他将《民主政治在危机中》的修订译稿提交至商务印书馆，然而直至1961年11月，方始收到通知，告知该译稿“未被纳入近期出版计划”之中。这些，对于王造时而言，这位已深陷经济困境的个体，此次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重创。
而且，王造时，再也无法重返昔日常为他欢声雷动的观众席，媒体之上，充斥着对他的指责与抨击之音。王造时陆续收到了来自各方的大约十余封信件，每一封都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他的发言的坚定支持，其中也不乏饱含委屈的情感。起初，他打算将这些信件转交至党委进行相应处理。伴随着反右斗争的帷幕徐徐拉开，王造时，这位洞悉自身处境的智者，悄然无声地将一封封信件逐个销毁，决心不使任何无辜者卷入这场漩涡之中。
台湾《中国时报》竟在此时落井下石，刊登文章诋毁所谓的“爱国民主人士王造时”，声称他正遭受清算的痛苦。
1957年9月，王造时在《文汇报》上公诸于众，发布了他的首篇自我检查的文章。
自此，他的防御之墙几乎全线坍塌。在1957年至1960年期间，他所撰写的检查报告篇幅逐日增长，其措辞亦日益尖锐锋利。
每当翻阅报纸上每日刊登的全国右派分子言论举动，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向党的挑战，然而，他们的傲慢程度却远逊于我，他们所传播的恶劣思想也未曾达到我的深度，其传播范围亦不及我所及。1957年12月1日
“细致回顾过往的历史脉络，深刻探寻自身反动之根源，全面梳理并严厉抨击那些所谓‘进步’带来的沉重枷锁”——1959年1月20日。
“立即着手修订，确保紧密结合实际情况，严格进行校正”——1959年12月31日。
在这番不尽人意的言辞间，偶尔透露出几许出自肺腑的真切情感，如：“日间于狭仄的空间里徘徊，夜间于床榻上辗转反侧。痛定思痛，我急切地渴望探寻一条解脱之道”、“我深刻体会到身体的机能已大不如前，无论是阅读、写作、思考抑或是行动，都感受到思维变得迟钝，远不及昔日的敏锐。”
王造时今非昔比。
1960年9月，王造时名誉恢复。六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他于1966年11月不幸成为“反革命”的受害者，遭到逮捕，并被监禁于牢狱之中。恰在三十年前的1936年11月，正当“七君子”不幸被拘之际。
这一次，他终究未能推开那扇沉重如山的牢狱之门，1971年9月，王造时在狱中平静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落幕，我们得以再次一睹王造时先生生前那些珍贵影像的风采，它们重现在世人面前。在“七君子”合影的背面，红卫兵以涂鸦的方式，留下了“毫无价值”这四个字。
画面中的人物浑然不觉，他们依旧沉浸在那充满活力的青春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