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在晚年，常于小型集会或家中接待宾客时，佩戴一顶精美的维吾尔族花帽。这顶帽子，承载着新疆各族人民对他的深情厚谊，是他们对邓力群热爱的象征。邓力群对这顶帽子情有独钟，亦映射出他对新疆及新疆人民的深厚情感。新疆各族人民对邓力群的敬爱，邓力群对新疆的深情，皆源于他在新疆和平解放与稳定发展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央选定邓力群
1949年，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大变。随着解放军进军的脚步，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指日可待。中国共产党抓紧筹备建立新中国。就在这个时候，帝国主义者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新疆也有少数分裂势力，试图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决战之机，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的主要阴谋，就是搞一个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民党当局虽然反对分裂，但当时他们的统治大势已去，顾不上这些了，仅仅向国民党西北地方军政领导人表示，要反对分裂，再就没有具体指示了。当时国民党在西北的主要势力有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马步芳，副长官马鸿逵、马鸿宾，青海兵团司令马继援，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等。他们手中还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他们也考虑到，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他们的力量早晚会被解放军消灭。他们虽然不赞成分裂，但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口头上不公开表示赞成分裂，在实际行动上，却打算与搞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势力合流，退往新疆，苟延残喘，日后再另寻他图。而新疆分裂势力手中缺的就是军事力量，他们也想与马氏军事集团合流，依靠他们的军事力量搞分裂。
邓力群晚年回忆当时的历史背景，记忆依然十分清楚。他说：“在中共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得到一个情报，美国企图策动在甘肃、宁夏和青海的马步芳、马鸿逵等‘五马’（另有马步青、马鸿宾、马继援）部队主力撤到新疆，与新疆的国民党顽固势力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建立一个所谓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英美等国家再予以承认和支持……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不但对我们解放新疆不利，而且对苏联也非常不利，会影响苏联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安全与稳定。”
毛泽东以其宏大的战略眼光，审时度势，果断调整了原定于1950年再次进军新疆的计划。他下令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率军加速向西北进发，坚决剿灭属于国民党的马氏军事集团的核心力量。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运输工具，解放军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不仅要面对勇猛善战的马氏军队，还需穿越人迹罕至的河西走廊，这一过程无疑需要相当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新疆局势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变动。
为确保新疆的顺利解放，中共中央果断决策，派遣一位杰出人士赴新疆，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一职，肩负起代表党中央的重任，深入调研新疆的实际情况，积极推动新疆的和平解放，同时与解放军并肩作战，共同进军新疆。这项任务无疑是艰巨而繁重的。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最终选中了当时正随刘少奇同志在苏联进行秘密访问的邓力群同志，委以重任，前往新疆开展工作。
首先，邓力群自投身革命以来，历经多岗位锻炼，积累了丰富的领导经验，具备远见卓识，擅长洞察问题本质，政治素养深厚，组织能力出众。其次，邓力群深受中共中央的信任，曾在1949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秘密访苏期间，被选为访苏代表团的政治秘书。第三，当时邓力群正随刘少奇在莫斯科访问，从莫斯科直接前往新疆，既便捷又不易引人注目，同时还能得到苏联方面的支持。若从内地派遣人员，路途遥远，险阻重重，耗时较长，而新疆问题却亟待解决。故而，中共中央派邓力群前往新疆，实为明智之举。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伊宁市。入秋之际，中共中央委派邓力群担任中央特派员，前往伊犁与三区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并诚挚邀请其指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此次赴新疆，你以中共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出现，主要职责是搭建新疆三区与党中央及西北战场彭德怀司令员之间的沟通桥梁。抵达当地后，务必全面了解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气候以及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情况，尤其要注重搜集敌我友军事资料，并将这些信息收集整理后及时、系统地上报党中央。在执行此次重大任务的过程中，无论事情大小，都必须向上级请示，未经党中央指示，不得擅自发表言论，亦不可擅自作出决定，这是铁的纪律。”
“刘少奇与我谈话后，指示相关同志拨款三四万卢布作为行动经费。在我启程之际，苏共中央联络部的工作人员还特意向我介绍了新疆三区的一些详细情况。”1949年8月14日，邓力群秘密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新疆，他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员一职，实则肩负着与新疆各政治势力接触、展开工作的使命，旨在争取新疆的和平解放。抵达新疆后，他还肩负一项特殊任务——设立“力群电台”，以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及时汇报情况，接收指示。为确保电台的正常运作，中央特意为他配备了三名随员（分别是一名报务员、译电员和机要员）。四人团队在苏联政府的协助下，经过阿拉木图，于1949年8月15日抵达新疆伊宁。当天便建成了“力群电台”，次日便向中共中央发送了电报，并与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一野彭德怀取得了联系，依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展各项工作。
成功争取三区
邓力群抵达新疆后，对当地的政局进行了深入的宏观分析和深思熟虑。他决定采取先易后难的战略，首先着手争取新疆北部三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的支持。于是，在抵达伊宁不久，便在苏联驻伊宁领事尼·波·阿里斯托夫的协助下，成功与三区建立了联系。
邓力群将争取三区视为头等大事，因为他深刻认识到三区在解决新疆问题上的关键作用。“三区”系维吾尔族聚居之地，受中亚地区革命浪潮的影响，这三个地区的人民革命力量起步较早，发展迅速。1944年9月，在阿合买提江等人的领导下，三区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成功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并建立了临时政府。该政府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与新疆的反动势力形成鲜明对比。然而，由于与延安相隔遥远，加之西北地区长期处于国民党马氏集团的控制之下，与延安的联系变得极为困难，很长时间内都未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指示。邓力群深知，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在于争取三区。三区政权具有革命性质，拥有坚实的革命基础，其政府和领导人一直渴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并且与苏联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中国共产党首先争取三区的支持，这不仅是一个明智的起点，而且将对新疆的整体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争取三区政府的关键，在于邓力群代表中共中央表达对三区政府的信任与支持，这是抵制分裂的关键一招。因此，邓力群抵达伊宁后，没有片刻休息，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接连拜访三区的少数民族领导人。他与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伯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力汗·苏古尔巴也夫、罗志（汉族，当时担任新疆中苏文化协会职员，迪化地下进步组织“战斗社”负责人之一）等人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向他们介绍了当前的国内形势、共产党对新疆的政策，以及和平解放新疆的总方针。邓力群的谈话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数十年后，邓力群回顾起与三区领导人的谈话，感慨地说：“他们向我表达，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繁重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偏远地区的新疆三区，并派人来此联络，他们感到无比兴奋，愿意真诚地服从中共中央的指挥和决定。他们还表示，将竭尽全力协助我完成任务，提供所需材料，并介绍各方负责人与我交谈。阿合买提江更是特意表示，在此次谈话之后，还将与我进行更为详尽、全面的讨论。”
邓力群特别关注对三区民族军司令员伊斯哈克伯克的工作开展，这主要得益于工作上的便利性——邓力群及其三位助手便居住在伊斯哈克伯克的宅邸。伊斯哈克伯克不仅是一位思想先进的革命者，而且与邓力群有着良好的交流，他对待他们十分热情周到，将他们安置在靠西的居所，并安排专人烹饪并亲自将餐食送至他们的房间，对他们的工作亦给予了大力支持，甚至在他家中设立了“力群电台”。此外，伊斯哈克伯克在当地军队中拥有实权，争取他的支持显得尤为重要。
“中央：我等四人于八月十四日晚上九点（莫斯科时区）抵达伊犁。尚未与当地负责人取得联系，预计将在明后天实现。请问中央对我工作有何具体指示？请电传告知。”翌日清晨，邓力群收到中央的回复电报：“邓力群同志：十五、十六日的两份电报已收悉。（一）请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伊犁当局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指派五位代表（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各一名及一名汉族代表）参加九月十日左右在北平举行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附上邀请书。（二）你应遵照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行事，向特区当局汇报情况，切勿擅自发表个人意见。（三）此前由董必武派遣的彭长贵，又名彭国安。1947年初，彭长贵受董必武指示，化名王南迪，携带电台前往南京参与国民党‘国大’，后随阿合买提江等人经迪化抵达伊宁，负责新疆三区与中央的电报联系。由于电台功率不足，未能成功接通。如已见到他，请给予鼓励，并鼓励他安心工作。”
邓力群在接到中共中央的电报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随即依照中央的指示投入工作。他不仅与三区的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还积极争取了各方的支持。不久，他便与三区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新疆少数民族的杰出代表以及新疆地区的一些上层人士，就和平解放新疆、维护国家统一达成了共识。三区政府的这一立场，对于孤立分裂主义分子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确定新疆新政协人选
“我建议以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一封正式邀请的电报，由我转交，以示其庄重。”对于邓力群的建议，中共中央迅速复电表示同意。
邓力群向新疆三区负责人指示，要求他们迅速拟定一份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及其简历，并交由他转呈中央。经三区负责人深入研究，最终确定由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以及阿山专员达列力汗代表三区，并额外加上迪化的罗志，共计五人，作为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前往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名单和简历提交给邓力群后，他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审阅，认为该名单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新疆各界的意愿，人选亦属进步力量。三区提出此名单，亦充分表明三区领导层与中共中央同心协力，坚定捍卫国家统一，是值得信赖的。邓力群随即通过电台将名单上报中共中央。
三区负责人在提交名单的同时，亦表示希望在抵达北平后，政协能够指派一位熟悉他们民族习俗的专人接待，以期减少因民族差异可能引发的误解。邓力群对此表示欣然同意。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在新疆的五名正式代表之外，额外携带三名工作人员一同前往北平。同时，双方还约定，新疆代表团将于8月20日从伊犁启程。
朱德元帅、刘少奇同志、赛福鼎·艾则孜先生、毛泽东主席、包尔汉先生、周恩来总理、邓力群同志以及德林先生。
此事达成共识后，邓力群即刻整理谈话记录，着手草拟致党中央的电报。中共中央迅速回电，不仅认可了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达成的协议，还同意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致信，邀请新疆的阿合买提江等代表出席新政协会议。毛泽东的邀请函经邓力群电台转达，并由他亲自呈递。8月18日，邓力群电台接收到毛主席写给阿合买提江的邀请函。翌日，邓力群将邀请函亲手交付阿合买提江等人。阿巴索夫随即将其翻译成维吾尔文，并郑重地逐字逐句朗读给在场者。邓力群回忆，当读到“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时，他激动不已，声音不由得颤抖，我目睹他眼中泪水盈盈。8月20日，阿合买提江通过邓力群电台向毛主席复电，电文洋溢着热情，表达了对毛泽东先生的衷心感谢与兴奋之情，并表示将派代表赴北平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赛福鼎（阿合买提江离职后成为新疆三区的实际负责人）、阿里木江（塔城副专员）和涂治（迪化新疆学院副院长）。三名代表确定后，邓力群于9月3日向党中央发出电报，并请求迅速给予指示。中共中央在得知新疆原定代表不幸遇难后，发来唁电，对他们表示深切哀悼，并对他们的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中央同意邓力群和三区负责人新选出的代表迅速前往北平。赛福鼎、阿里木江、涂治于9月7日乘坐苏联提供的飞机从伊宁出发，经苏联前往北平。他们于15日抵达北平，并参加了新政协会议。赛福鼎还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泽东主席身后不远处，见证了开国大典。此后，毛泽东主席与赛福鼎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促成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
1949年8月，邓力群抵达新疆三区之际，恰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关键时刻。在投身三区工作的同时，邓力群紧密配合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开展了大量工作。其具体内容包括：首先，借助三区领导人的关系，他掌握了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军事态势及其与国民党中央军的矛盾，并迅速向中共中央汇报，为第一野战军一路西进、沿途歼灭国民党在西北的主力以及马家军的主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通过苏联驻迪化（今乌鲁木齐）副总领事和苏联驻伊宁领事馆负责人，他详尽了解了迪化国民党军队的情况，包括7月之前在新疆的兵力部署、军事调动以及团长以上军官名单，经过整理后电告中央，使中共中央能较为准确、全面地掌握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动态。第三，他通过多渠道收集了国民党在新疆驻军首脑人物的思想和政治动向，并及时向中央汇报，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新疆国民党军队高层的动向和内部矛盾。最后，他还对张治中在新疆的影响力进行了调研，并将相关情况报告中央，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历经一野在扶郿战役、陇东追击战、兰州战役以及宁夏战役的胜利，先后击败了胡宗南部、马步芳集团和马鸿逵集团的主力后，国民党在新疆首府迪化及诸多关键区域仅剩的7万余军队，已沦为孤军。在这支7万人的孤军中，大多数高层将领渴望率领部下起义，以捍卫国家统一。然而，他们一方面对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仍抱有疑虑，担忧起义后自身利益受损，迫切希望获得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指示。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新疆驻军的高层中，亦存在少数主张顽抗到底的将领，他们的存在对起义活动构成了制约。
◆邓力群
邓力群通过阿合买提江、彭长贵以及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等多方渠道，对张治中与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关联进行了深入的了解与分析。他认为，已决意留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张治中，对新疆国民党守军高层，尤其是对国民党军的主要领导人陶峙岳（陶峙岳与张治中同在保定军校就读，两人关系亲密——笔者注）具有显著的影响力。8月20日，邓力群将相关情况及个人分析电告中共中央，并在9月2日、3日连续向中央汇报张治中对新疆的影响。毛泽东对邓力群的报告和意见予以采纳，这也是他于9月8日亲自邀请张治中担任驻新疆国民党军队工作，力促和平解决的关键因素。
至1949年9月之初，邓力群洞察新疆军事与政治局势的演变，坚信此时前往迪化与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高层进行团结与争取工作的时机已成熟。他迅速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请示，表达了自己欲前往迪化的意愿。鉴于争取新疆国民党军队起义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果断决定派遣邓力群前往迪化，执行争取起义的任务。中共中央复电明确指示：“着令邓力群率电台即刻进驻迪化”。正值三区五名主要领导人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且又有三名新任领导人被派往北平，导致三区领导力量空虚。邓力群因此成为稳定三区局势的关键人物，然而，三区领导人却不愿其前往迪化。然而，为了确保新疆的和平解放，邓力群前往迪化势在必行。为了兼顾两头，邓力群与新疆三区负责人商议，承诺在迪化任职期间，将根据工作需要，定期往返于迪化与伊犁之间。邓力群将此方案上报中央，并得到中央的认可。
在启程前往迪化的前夕，邓力群接到了中央转发的电报，该电报系张治中于9月10日致陶峙岳与包尔汉。在电文中，张治中敦促二人“严密部署，果断行动”，并率领所属部队举行起义。
随即，邓力群接获中央转发的张治中于9月11日单独致陶峙岳的电报，其中详尽地询问了国民党各派势力的具体状况，并对起义事宜提出了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邓力群迅速向党中央汇报了接到张治中两封电报的情况，并表示“原电文我将随身携带至迪化”。
（一）我方同意你赴迪化停留一星期后返回伊犁，此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在迪化与伊犁之间交替往来。（二）在与迪化当局的会见中，你需将张治中致陶、包的两封电文原件当面转交，同时告知陶、包二人，他们应立即派遣代表前往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谈新疆问题的和平解决。若陶峙岳能够乘坐飞机直接飞往兰州与彭副总司令面谈，那将更为理想。张治中在新政协会议结束后也将前往兰州与陶峙岳会面。若陶峙岳本人愿意前往或派遣代表前往，你可以与友好方面协商，了解他们是否能够提供飞机将陶峙岳或其代表送至兰州。（三）陶峙岳所辖部队应继续按照原有部署在各县驻防，切勿进行调动或集中，待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并分别接替防务后再行调整和编整，以避免出现秩序混乱的情况。
这封毛泽东的亲笔电报，实质上赋予了邓力群以代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本人之身份，负责与陶峙岳、包尔汉直接沟通与协作的权力。
9月15日午时，邓力群偕同一名译电员乘坐飞机抵达迪化。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以及国民党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均亲至机场迎接。为保障邓力群的安全，包尔汉特意安排他入住自宅，并与其同住一屋，同时加强了周边的安保措施。
194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有关陶峙岳、包尔汉率领新疆军政人员向广州政府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其管辖的新闻报道。
需等待对方准备妥当后再行起义。
陶峙岳与包尔汉在向邓力群说明他们的计划之后，共同商议决定向张治中发出一封电报。鉴于他们与张治中已失去联络，便将拟好的电报文稿委托邓力群代为转发。邓力群慨然应允。
陶峙岳与包尔汉二人于向张治中发出电报之后，立即投入到起义的筹备工作中。与此同时，他们对起义成功后的相关事宜亦进行了周密的考量。9月18日，陶峙岳与刘孟纯代表二人将一份《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交付给了邓力群，并请求其转呈中央。邓力群审阅后，询问该意见书是否为新疆实现和平转变的先决条件。他们明确回应，转变是无条件的。这份文件并非新疆实现转变的必备条件，而是他们就转变成功后如何解决新疆问题所提出的建议。至于哪些建议被采纳，哪些未被采纳，一切均由中共中央最终决定。
翌日，即9月19日，包尔汉再次出面，将一份致毛泽东的电报转交给了邓力群。在电报中，他明确表示，坚定地与国民党反动政府断绝一切联系。
邓力群将陶峙岳、刘孟纯提交的《新疆问题和平解决意见书》以及包尔汉的电报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在接到陶峙岳、刘孟纯的文件后感到由衷的喜悦，尤其对包尔汉的电报感到格外欣慰。他在23日回电包尔汉，表示：“新疆局势的转圜及各族人民的团结，离不开您主席的竭力推动，期待您继续联络各界爱国民主人士，与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的行动相配合，共同为解放整个新疆而努力奋斗。”
在张治中回电尚未抵达之前，邓力群向陶峙岳提出，宜直接与彭德怀沟通，商讨起义事宜。陶峙岳采纳了这一建议，遂于9月18日派遣第八补给军区司令员曾震五前往兰州，由其代表陶峙岳本人与彭德怀会面。
在兰州，曾震五受陶峙岳之托与彭德怀进行和平起义的商谈之际，远在迪化的邓力群对新疆国民党军队的局势进行了全面分析。他认为，要确保国民党驻新疆军队的起义得以顺利进行，必须妥善处理军队中的顽固分子，然而又不宜采取强硬措施，以免激化矛盾，干扰和平起义的进程。因此，他提出了将顽固分子“遣送出境”的方案。经过精心的安排，顽固分子叶成、罗恕人、马呈祥等被妥善“礼送”出国，从而确保了起义的顺利进行。
邓力群在晚年，常以一顶维吾尔族花帽点缀自己，这一细节充分展现了他对新疆及当地人民的深厚情感。
“自即日起，我们与广州政府断绝一切联系，全心全意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声明以及国内和平协定。全军将坚守原阵地，维护地方治安，并静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的指令。”
9月26日，包尔汉亦率领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宣布起义。继陶峙岳与包尔汉发布起义通电之后，两人再度联名发布《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布告》，呼吁新疆全体军民齐心协力，共同维护社会秩序，确保新疆局势的稳定。
陶峙岳、包尔汉的起义通电送达中共中央后，毛泽东与朱德于9月28日致信二人，言辞中充满肯定与鼓励：“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宣布脱离广州的反动残余政府，选择加入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并遵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令，这种立场与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相契合，我们深感欣慰。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与地方稳定，同时与即将出关的人民解放军携手合作，废除旧秩序，推行新制度，共同为创建新新疆而努力。”
国民党驻新疆的军队及新疆省政府宣告和平起义，遵从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解放军总部的号令，不仅终结了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实现了新疆的和平解放，更捍卫了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疆的历史问题，让新疆各族人民迎来了新的生活。邓力群在争取新疆和平解放过程中所建立的功勋，亦被新疆各族人民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