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元年二月的一场东海风暴刚刚过去，海面上依旧翻卷着余波，李俊站在船尾，注视那一线摇晃的天光。那一年，他三十三岁，盐贩出身的经历磨平了少年时的锋芒，却养成了遇事先算账、再拔刀的本能。从这天开始，他暗自盘算的退路不再只是脑海里的草图，而是真实可行的航线。
梁山第一次请李俊出手，是宣和二年秋攻打揭阳港。那一仗胜得漂亮，宋江在酒席上痛快拍着李俊肩膀，豪言“兄弟义气，同富贵”，众人喝彩声震木梁。李俊只是举杯，淡淡一句“好说”，再无多言。多年漂水面，看惯潮起潮落，他比谁都清楚，这句豪气誓言写在浪花上，一退潮就会被抹平。
晁盖中箭毙命后，梁山座次重排。宋江向李俊提过三次，让他接任水军都统。李俊推辞得极自然：“小弟不过行舟卖盐之辈，调度千帆恐有差池。”话说得恭敬，实际上却将自己稳稳按在战局之外。打仗时领船冲锋可以，决策桌上少发声才安全。吴用听得出这一层意思，微皱眉，却也无可奈何。
有意思的是，从宣和三年开始，每当梁山内部讨论招安，李俊都会提前离席。好汉们以为他性子清冷，并未在意。只有阮氏三雄偶尔低声议论：“小喽啰生意人，也学士大夫那套计较？”李俊听见，依旧笑而不答，转身出了帐便去码头查船。岸边篝火蹿高，映着他沉默侧脸，没人发现那抹忧色。
封疆许诺越来越具体：赏田千顷、金银万贯、子孙世袭。梁山上下从头领到小喽啰无不心动，杀敌愈发拼命。李俊却反其道而行。他开始节制手下兄弟的出战次数，理由是“水师需保船”，既不触宋江的威风，也让自家人少冒风险。童威童猛跟他多年，察觉到苗头，悄悄问过一次：“哥哥可是另有打算？”李俊只说两字：“观局。”
这一“观”又是半年。朝廷对梁山的讨伐力度忽高忽低，安抚和围剿交替。宣和四年正月，京师新设“招安司”，同时调集大军南下清剿，糖衣与大棒一起抡。李俊翻遍盐枭朋友带来的密报，看见几行字：大军水陆并进，水路主帅张叔夜，擅长火攻。那一夜，他在油灯下摊开海图，指尖轻触东海航线，终于下定决心。
“若不走，如鱼入笼。”他对童威低声道。童威还想再问，李俊摆手，示意噤声。此时，梁山正在忙着上缴各路战利品以换取下一步谈判筹码，宋江分身乏术，正是动身最佳时机。
装病是最稳妥的借口。宣和四年三月初八，李俊让贴身随从去禀报宋江，自称“热症攻心，难起榻”。宋江闻言急来探望，满脸焦急：“兄弟需多歇息，待招安稳妥，再与你同享富贵。”李俊虚扶而起，声音沙哑：“谢哥哥厚爱，小弟命薄，恐拖累军机，请允归港调治。”宋江叹息，但念及旧恩，准他暂回揭阳。李俊躺回床榻，心底却盘算着船队启航的时辰。
三天后，夜色如墨，水面雾气缭绕。李俊在岸边点数船只，只带走童威、童猛及三百精悍水手。他留下两艘旧船做掩护，上书“补给损坏”待修，自己则驾新船顺潮东下。有人追问去向，他回了句：“探海口盐路，顺便采药。”话音未落，船已消失在茫茫夜色。
逃离梁山的头一程异常凶险。春汛潮急，暗礁遍布。童猛在船头喊：“桅杆左转三分！”李俊立刻指挥变向，刚避过一块黑礁。惊险平息后，他倚桅而立，抬头望北斗。那一瞬间，他更加确信，留在梁山只会陪葬宋江的政治豪赌，海上才有活路。
接下来两个月，船队沿福建、广东外海航行。李俊扔掉旧旗号，改称“安海商队”，专挑僻静渔港添水补粮。遇到盘查，他就掏出盐引与各地私商通行的暗号，轻易过关。六月登琼州，补充椰油和淡水；七月抵占城，换得香料和檀木；再南行至爪哇海峡时，已远离宋廷触手。
值得一提的是，李俊出发前只带走梁山流通银两三成，却在途中靠航海买卖连续翻本。盐、马匹、绸缎在各港倒手，利润丰厚。商业天赋再次救了整个船队。童威看账本大笑：“哥哥真是神人。”李俊却提醒：“钱只是通行证，更重要的是落脚地。”
船队最终选择的是旧港国（即今日苏门答腊东北一隅）的河口。当地小王侯彼此征战，正需外来武装。李俊带着火药、弩机和精壮水手登岸，以助战为名，迅速占据河口要地。随后，他提出条件：共治港城，利益平分。对方虽疑虑，却挡不住李俊炮火演示的震撼，欣然允诺。
据《占城异闻录》残卷记载，李俊最先修筑的是船坞与粮仓，而非宫殿。码头矗起后，货物倾泻而入，港城繁荣速度超出土著想象。李俊立条例，商税一成，违者剥夺船资。法严而不苛，外商纷至。短短三年，河口从渔村变集市，再变成城郭。此时，李俊才接受众人推举，号“海王”，建年号“安国元”。
城中行政沿袭的是宋代州县制简化版本。刑律沿用《政和刑统》删减本，换算成适合热带作物与渔获的赋税比例。这样的制度既有中原纲纪，又适合海外环境，统治成本骤降。可见李俊在梁山期间的不动声色，其实早就暗中研究过政务模板。
宣和七年，宋江奉诏北征辽国途中中毒，消息辗转传入南洋。李俊收到密报，只微微叹息：“终究如此。”随后命人焚香祭奠，不设公筵，不立碑文，一切悄然。对外则发布文告：昔日故友遇害，安国自当巩固海防，防海盗趁虚而入。藉此机会，他将海军扩至百艘战船，换装来自阿拉伯的火投弹，更在港外筑灯塔两座，严限出入。
再看安国内部，华人、水手、爪哇土著共居，矛盾不可避免。李俊推行“三市分治”原则：盐市、木市、香料市各自自治，互不干涉，冲突上交海王府断理。这样既让各族保留习俗，又把最终裁判权握在手中。童猛曾感慨：“梁山若有此法，岂落得后来之败？”李俊只说：“山非亡于法，而亡于心。”
宣和十年，北宋频遭金人南侵，朝廷疲于应战，再无余力南顾。安国的独立地位在事实层面得到默许。此时李俊四十二岁，仍以简衣布帽示人，每日巡视码头，问商情、查税榜、督军操。有人劝他享福，他摆手：“风潮未息，浪里人怎敢睡稳？”
值得注意的是，李俊并未完全断绝与中原联系。他派人以高价采办医书、历法、农具图样，再挑选识文断字者学习。几年后，安国出现中式水车和板壁房。港城外稻田层层，旱季也能灌溉。粮价稳定，百姓自发称他“李公”。这时的李俊，真正实现了从江湖盐枭到海外治国者的蜕变。
有人好奇，他是否后悔早年离梁山。李俊偶在夜宴轻饮，被部下问及此事，放下杯，只留六字：“路不同，不相为谋。”便转身离席，余音淡漠，却透出难以言说的冷静。当年聚义厅的豪情早随北风散尽，留下的只有对局势的精准估计以及对生存的固执坚持。
七年后，安国舰队首次北上，与泉州航商签下互市契约。返航途中突遇台风，旗舰桅杆折断，李俊亲自持舵，与船队苦守一夜，终脱险。平安返港时，他已是鬓染银丝的壮年，却依旧站在船头，眺望天际，没有任何掌权者的浮躁。
这一年，他写下一封半用行草、半用篆隶的诏令，核心两句是：“守海而开，纳众而治。”其治国纲要由此确立：以海为疆，以商为本，以法为绳，以武为卫。后世学者考证，这份纲领与宋代陆象山“义利并行”之说暗合，显示其学识远非江湖草莽所能概括。
安国立国十五年，出现第一批专门教授汉文与当地语的公学。学规引用《孟子》篇章讲仁义，也教数学、航海术。李俊亲临课堂，只提一句：“读书不忘看潮。”师生恭敬应诺。此后，安国航海图远涉印度洋、波斯湾，贸易网成放射状。兵、农、商三元互补，国势稳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宋、金夹缝中江淮流民的哀叹。史家有评：“李俊一船遁去，避祸得福，知微见著。”梁山其他好汉多半战死、病亡或遭排挤。独有他在海外自成一国，由此更显得“装病离开”那一幕极富戏剧张力。可在李俊本人看来，那不过是走棋的自然一步——看清形势、保全自身、另辟疆土。
童威晚年回忆第一次上岸建城时的情景，曾说：“海风很热，沙砾硌脚，大家满身泥汗，却没人喊苦。我们知道，只要跟着大哥，就有明天。”短短二十余字，却道尽李俊人格魅力的核心：稳、准、能给人安全感。梁山依靠义气，安国依靠制度；前者热血，后者长久。
李俊终年不详，安国史料只记“海王六十余，风疾寝舟，未及立庙，船中薨”。船舱安葬，石棺沉于港口礁下，至今无人打捞。人们只记得，夜色临海，灯塔高悬，那是他留下的光。梁山的故事里，他像一个被忽视的配角，可在茫茫海外，他写下另一本史书。
后记·再谈李俊的“先见”与其说李俊洞悉了梁山的悲剧，不如说他精准捕捉了官与匪、朝与野的力量差距。宋江拥抱招安，是用情义赌皇恩；李俊拒绝招安，却用商业撬现实。试想一下，同在梁山，人人都吼着“替天行道”，却少有人认真分析朝廷财政、军力与舆论。李俊看到了财政紧张的北宋根本无意真正封赏草寇，只待其冲锋陷阵后顺势剪除——这才是他“观局”的原因。
梁山兄弟最大的盲点是把义气当成唯一粘合剂，缺乏可持续制度。李俊带走的那三百水手，在安国被纳入严格的编制：船籍、粮饷、休整期全有记录。战时列阵，平时操练，赏罚分明。对比梁山的“兄弟扯呼就上阵，情绪不好就闹矛盾”，高下立判。
更绝的是，他因地制宜地融合华南水师战术与阿拉伯火器，一改宋军火箭易受潮的弊病，打造一支真正意义上的远洋舰队。安国的崛起，不是单靠“走了运”，背后有一整套战略、后勤、法律的支撑。归纳起来，两条经验尤为值得注意：
其一，势不如人时，不拼情怀，拼算盘。看懂对手资源和规则，再决定“战”还是“走”。其二，占得新地后，先做分配规则，再谈感情。规则走在兄弟情前面，情义才能长久。
把这两条放回梁山，宋江若早日制度化分配军功粮饷、限制头领争斗，或许还能多撑几年。但那需要冷静的商业头脑与法治观念，偏偏只有李俊具备。于是，“装病”就成了硬币另一面——不是逃，而是主动选择一条更能掌控命运的道路。
在讲义气的年代做一个讲规则的人，难免被误解成“寡情”。李俊扛得住这种孤独，最终也就扛出了自己的国度。时人目送他的背影，也许只当他是又一个离散江湖的过客，却没想到，多年以后，南海海图上会多出一块标注着“李”姓的疆域。倘若当年梁山泊再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也许《水浒传》的结局会被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