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报告：陕北肃反问题
朱理治
1942年12月1日
请转达给任弼时、高岗同志，并恳请大会主席团及陕北肃反委员会予以知晓。
我深知，由于我的过失，给陕北革命事业带来了重大损失，对于党所给予的任何惩处，我都将毫无怨言地接受。
我向你们和党郑重承诺，我绝不会选择第一条或第二条道路，唯有坚定不移地跟随党的步伐。
在这七年时光中，尤其是近两年来，我日复一日地热切期盼党组织能够查清陕北肃反这一冤案。如今，机会终于来临！
然而，一方面，由于自我反省不足以及记忆力不佳，尤其是在我第三天发表言论时，面对众多百名同志的提问，他们各自凭借个人记忆与想象提出问题。在试图回答时，一个问题刚要回应，另一个问题又紧接着而来。
有些往事，经过七年的沉淀，我有时竟难以回忆，只得宣称自己已将其遗忘。然而，这反而引起旁人的质疑，我愈发焦虑不安，神经也随之越发紊乱。
审视我三番五次的言辞，宛如梦中呓语，大会上的同志们由此对我心生疑窦，以为我有所隐瞒或图谋不轨，以至于局面变得如此不堪。除了自我反省，我还能有何言？
首先，我谨将所有问题，依据我最后的党性原则和尽可能的回忆，一一列出于下。恳请各位同志再拨冗一阅，将其弄个明白，这便是我唯一的请求！
我坚定地要求并深信，当前的党必定能够将真相彻底查明。
朱理治
我来陕北前是否是叛徒？
大会上张胖子（编者注：即张庆孚）
1. 我的过往历史，特别是我在白色恐怖区域的活动经历，是否曾遭受逮捕并可能发生变节，这一问题经中央组织部深入调查，历时两年，其结果可谓令人信服。
一年前，陈云同志亦曾赐予我一份书面结论，用以证明我在抵达陕北之前，未曾遭遇过被捕与叛变的经历。该结论至今仍妥善保存在我手中。
2. 关于张胖子的言论，经过七年的沉淀，中央曾进行调查，最终认定其并无根据。
3. 张胖子仅提及北方的严重破坏和特科的破坏情况，这如何能作为我曾被捕变节的证据呢？实际上，北方有许多同志在此，他们都能作证，我并未被捕或叛变。
4. 当北方遭受严重破坏之际，那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而我直至翌年四月的一九三四年四月方才踏足北方。
5. 我并非北方局书记，北方地区的工作主要由中央派驻的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全面负责。我初到任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随后代理省委书记一职，最终则成为省委副书记。
6. 我未曾担任过特科领导职务，亦未曾因特科之事被捕。关于此事，您可以拨打当时中代陈铁真同志的电话进行咨询，亦或直接面询其秘书李华生同志，便可得知详情（李同志现供职于中央党务研究室）。
二、来陕前，组织给了我何任务？
我是受中央驻北方代表陈铁真同志委派而来的，他给予我的具体指示，可详阅其致陕北及陕甘边特委全体同志的亲笔信件。除此之外，他还附有军事方面的指示信，内容累计超过四万字。我抵达此地后，在政治、军事以及组织肃反等方面的行动路线，无不严格遵循了这些指示精神。
指示信所秉持的核心宗旨，系对右倾取消主义的坚决抵制。信中明确指出：
最为严酷且不容妥协的，是在思想领域及实际工作中，对右倾取消主义所进行的斗争。自由主义与调和主义，绝对不容许其存在。
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主导的自由主义，实乃对帝国主义的纵容，对革命事业的无情打击。
这股右倾取消主义的潮流，表面上以蔡子伟、黄子文等人为其代表，然而，若深入检视其内涵，实则不尽然。指高岗、刘志丹同志路线。
他虽未直言要求我篡改党纲、篡夺政权、篡改军令，却指示我遵循他所倡导的“中央正确路线”——实则乃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以对抗所谓的“右倾取消主义路线”。如今回望，这无疑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只要我们坚定地执行这一路线，结果必然导向篡改党纲、篡夺政权、篡改军令的境地。
自自然然，此路线系遵循五中全会与北方会议的决议而制定，我对该路线当时的态度是坚定的支持，坚信紧随这一路线行事，必能取得卓越的成就。
他赋予我以代表团书记的身份，并委派聂洪钧同志负责军事事务，这实际上已标志着我篡夺了党的领导权，而洪钧同志则承担了篡军的大任。
三、郭洪涛同志提供了哪些材料？
依据洪涛同志以及他派遣的鲁贲、王胡子同志的汇报，北代与我均深信，洪涛同志堪称陕北政治领域中最值得信赖、能力最为卓越的同志。
我深知自己是一名外来干部，与当地干部并无任何联系，而且也未曾参与过苏区的工作。因此，自从我抵达此地，所有事宜都需依赖他的协助。
直至如今，我依然保留着这一习惯，那就是不常与众多干部接触，仅依赖少数几位同志处理实际事务，而我则可以利用空余时间投身于阅读与文章创作之中。
翌日陕北的晨曦初现，我便约他在坡上闲谈。我坦言：“我在此地举目无亲，一切还需仰仗你的协助。”自此，我的一切事务均托付于他。
自抵达此地，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阅读与撰写文章之中，因此，我的素材来源几乎全赖于此。这种依赖性，无疑也反映了我个人主观主义的一面。
他提供的资料涉及这次整风运动的哪些内容呢？
陕北干部简谱
陕北，正是他凭借三支枪械所缔造的，他，成为了陕北百姓心中的领袖。
2. 刘志丹同志身为白军军官，出身于地主家庭，性格狡黠，作战时往往动摇不定，畏缩不前，甚至曾在敌人围剿之际，选择闭门不出。
3. 高岗同志曾犯有过错，其党籍曾被剥夺，并涉嫌侵犯女性。
4. 马明方代表陕北富农
5. 张秀山同志原为白军成员，与刘、高同志同属一派。
（二）刘、高等人与左翼势力的交往及其引人疑虑之处：
1. 在刘、高两位的庇护下，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在陕甘边境地区犯下了诸多恶行。对此，他坚决持反对态度，遂将蔡子伟派遣至陕北进行考察。至于刘、高二人如何抵制右倾思想，他并未向我透露详情。
2. 高岗同志曾与西安某不明政治背景的秘密团体有过联系，并从中招募了一批身份成谜的人员至陕甘边地区。在提出的二十二个问题中，他利用我对细节的记忆不足，借此指出这一点，并首先指责我曾经说过高岗同志与西安的右派有牵连。然而，北方局并未向我提供相关材料，那么我的这些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3. 他指出，杨森同志身份归属于第三党，且与该党派有着密切的联系。
4. 刘、高、张对右派的政治纲领表示认同，并受其影响，这一观点得到具体事例的佐证：右派旨在抵制陕北的正确路线，因此草拟了一封诋毁陕北路线，将其比作立三路线的信件。刘、高、张均对此信表示赞同。
5. 横山战败，疑点重重。
6. 对于刘、高的猜疑，具体迹象显现为刘、高曾单独给我写信提及张胖子的事宜，这一点不容忽视；他们特意将信件展示于我，并暗指刘、高对我产生了怀疑。
既然提及刘、高对我有所猜疑，他们私下写给他的信件，他却转交给我，这难道不是明显的离间之举吗？
我对刘、高的态度产生了疑虑，因为他们之前曾反对张胖子的观点，而现在却突然强调这一点值得留意。
这些物资均由洪涛同志提供于我及聂洪钧同志，而我与洪涛、洪钧同志亦向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徐海东同志提供所需。
在陕北进行肃反行动之前，对刘、高二人已有几分疑虑；随后，戴季英便据此材料向蔡子伟、张文华进行了询问。
蔡、张二人供出了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被划为右派。面对这一供词，我们非但没有依据他们的卓越贡献予以坚决反驳，反而对此深信不疑。
至于洪涛同志我尚能提供哪些具体材料，我的记忆已模糊不清。然而，我将脑海中所能回忆的全部信息都倾注于纸上，对洪涛同志并无任何隐瞒。同时，我也坚决避免对他人造成冤屈。
四、肃反计划
在天津与陕北的前夕，北代决定首先针对陕甘边区的右派问题，采取思想斗争的策略。具体而言，他们计划通过开展反对右倾和取消主义的斗争，以孤立这些右派分子，尔后再对其进行逮捕。
在探讨具体措施时，他向我们推荐了张国焘与陈昌浩所撰写的《肃反》手册，并在其指示信中强调：“现特将鄂豫皖地区的肃反经验传授给你们，以供学习借鉴。”遗憾的是，由于时间紧迫，该书未能随同被带到陕北，但我有幸已先睹为快。
自踏入陕北，我便与洪涛同志并肩携手，共同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省委扩大会议、文安驿会议以及我所撰写的数份文件，包括扩大会议的决议和三次围剿的决议，以及洪涛同志起草的扩大会议宣传大纲，实际上构成了针对以蔡子伟同志为代表的右倾取消主义的会议和文件。这不仅仅是对刘高同志所提出的正确路线的反驳，更是确立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甘边地区全面掌控地位的斗争。
在投身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在陕甘边遭遇了阻力。据报告，我们派遣的碧孩儿（惠碧海）在推进土地分配的斗争中，遭遇了张文华等右派势力的顽强抵抗。
此刻，刘高未遵循洪涛与我关于攻打瓦窑堡的方针，率军进攻横山亦以失败告终。
二十五军至。我与洪涛、洪钧等同志共同汇报了边区右派活动的具体情况，同时，也将刘、高两位同志的相关情况一并进行了陈述。
二十五军方面再次指出，张汉民的供词透露了陕甘边区存在右派势力，且该地开展的反奸肃反工作也是二十五军抵达此地的使命之一。
加之他们沿途目睹了反革命标语，便援引“苏区若不肃清反动势力则难以稳固”的观点，从而判定该地区右派势力猖獗，亟需进行肃反。
因此，随着二十五军的到来，我们对二十五军充满信赖。经过我、洪涛、洪钧、子华的商讨，决定任命聂洪钧同志担任军委主席，徐海东同志担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担任副军团长，陈子华（程子华）同志担任政治委员，而高岗同志则暂时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后正式担任政治部主任。
徐海东同志指出，二十六、七军的机枪使用不够熟练，因此建议集中使用；我对此也感到有些困惑。一方面，我对二十五军的战斗力充满信心，另一方面，我决定以他们作为主力部队。因此，我特意写信调拨了机枪给他们。
徐海东
脸上伤疤，子弹造成。
此后，我们召开了两次由两个省委合并召开的扩大会议，其核心宗旨在于坚决抵制右倾取消主义，进一步弘扬我们坚持的左倾路线。公然对张秀山进行打击，实则亦波及了刘志丹、高岗同志。
洪涛撰写了一封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的组织指示信，而我则执笔撰写了一篇旨在对抗右倾机会主义、捍卫列宁主义原则的文章。由于这篇文章是在反右倾和肃反运动启动之后才完成的，因此，我在其中融入了肃反运动后的相关材料。
同时，鉴于肃反工作的重大意义，我们不得不精心挑选经验丰富的干部来负责。陈子华（程子华）同志便推荐了戴季英同志，他曾担任张国焘在鄂豫皖地区肃反行动中的审讯科长，因此便由他来主持这次肃反工作。
徐海东同志态度坚定地表示反对，但他并未对肃反路线本身提出质疑，而是指出对方品行不端，生活作风堕落，且擅长玩弄权谋之术。
我坚信鄂豫皖肃反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因此我们仍委以他主持肃反的重任。同时，我特别强调了他需与洪涛同志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审问过程中邀请洪涛同志一同参与。
戴季英同志参与鄂豫皖地区的肃反行动，是在极为隐秘的环境下进行的，甚至省委书记亦未参与其中。因此，戴季英并未经过洪涛的审批。
起初，我对鄂豫皖地区的经验表示出极大的尊重，因此并未提出异议。然而，自那以后，每当我审阅口供时，都会主动告知洪涛同志，并且后来更是直接邀请他亲自参与审阅工作，实际上这也就等同于我已全面参与其中。
起初，我在审问过程中仅参与了几次，此后便全部交由戴一人负责进行。
后来，问题显得愈发严重，我便亲自参与了数日的审查工作。尽管洪涛同志并未全程参与审查，但实际上他也是参与者之一，只是参加的次数比我少了一些。这一点，我在扩大会上已经提及。今天洪涛同志又故意在二十二个问题中提出此事，因此我再次予以说明。
第十五军团挺进南方，聂洪钧同志奔赴前线，我与郭、聂、陈（程）等同志商定，先行对张文华、黄子文进行逮捕，同时指示聂洪钧同志就近指导陕甘边特委展开肃反工作。当时尚未决定逮捕刘、高及二十六军的相关干部，然而刘、高当时已显露出可疑之处。这些内容便是肃反行动前的会议计划和准备工作。
五、肃反起因
首捕张胖子。
在我抵达陕北之前，众人便对他疑窦丛生，揣测他可能假扮中央代表。然而，他一见到我，便毫不犹豫地指责我成了叛徒。
鉴于他与上海党组织有联系，且拥有药水，加之中代陈铁真同志透露中央局将派人加入代表团，我不禁猜测他可能是被派遣的一员。
于是，洪涛同志与我一同为他说明情况，并邀请他加入代表团，并为他安排了一份职务。至于代表团当时是三成员还是五成员，以及他是否以军委副主席或政治委员的身份加入，我已记不太清楚，可以向洪涛或其他同志询问。总之，当时代表团并未召开过正式会议，他在军委也没有实际参与工作，实际上只是赋予他一个名义而已。他不擅工作，且行为古怪。
聂洪钧同志自上海抵此，得知张胖子并非上海派系所遣，加之他又称聂洪钧为叛徒，众人对此心生疑窦。鉴于此，大家一致决定暂时将他扣留。
在他被扣押之后，他设法让张秀山活跃起来，要求刘、高两人迎接他，并敦促张秀山带领第二十六军同行。张秀山随即向我们进行了汇报。这位嫌疑人在九月十日左右遭到拘捕，我直至中央调查组抵达前才对他进行了审讯。在此之前，戴季英负责了他的审问工作，而他并未提供任何口供。
次被拘捕的，系红大的张文舟、赵其明（亦名赵启民）等三位同志，此三人正是洪涛同志所指示需予以逮捕的对象。
张文舟在抵达中央之前才对此案进行了审阅。赵其明，又称赵启民——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目前似乎在留守处的供给部担任职务——直至我几乎将整个案件梳理得水落石出，并对戴季英进行了批评之后，戴季英写信告知我，他又发现了新的证据，而赵其明提出的这个新证据更是他最后的发现。
在审问过程中，他始终拒不认罪。一旦遭受刑罚，他便胡乱供述，导致供词前后矛盾，漏洞百出。
张文华被拘捕。
九月二十六日左右，鉴于时间紧迫，我安排了洪涛参与审查工作，然而并未提前通知洪涛此事。
次日，戴季英来信告知我。声称未曾遭受刑讯，张文华便供述了蔡子伟、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等众多人物。
蔡子伟亦属右翼阵营之列，因此戴某下令将其逮捕。蔡子伟于九月二十七日不幸落网。
戴又给我一大堆口供。供词中，刘、高以及二十六军的众多高级干部的名字亦相继浮出水面。
我向戴季英提及，此问题需咨询张秀山同志方能得知；当时洪涛同志已前往瓦窑堡，我计划与洪涛同志商讨一番，探讨如何向张秀山同志请教。
然而，当晚戴季英便对张秀山实施了逮捕；尽管我内心有所异议，但当时并未对戴季英的行为提出批评，毕竟我亦无法立即断定其行为是否恰当。
直至问题逐渐明朗，我才对季英同志提出了批评。实际上，当时若不予以批评、亦未立即予以释放，这本身也就等同于默许。
六、在陈子华（程子华）的引领下，我与戴季英一同参与了那场三人的重要会议。
在抓获张秀山之后，我意识到问题已变得更加严重，因而立即写信给洪涛，急令他火速归队，同时亦约请了陈子华（程子华）一同参与，我们决定亲自对张秀山进行审讯。
程子华
约莫九月二十九日黄昏时分，我与陈（程）、戴三人一同置身于永坪保卫局的一间小屋内，进行审问。
我清晰记得，起初对张文华进行审讯时，我们采取了和平的态度进行询问，结果并未从他口中获得任何口供。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戴季英曾告知我“未经拷打，高岗和刘志丹便已供出他人”的说法是错误的。
陈子华（程子华）曰：“吊！”
张文华坦承其为右派，随即依照他先前所提供的口供单，逐一质询——向他提问，而他则——如实作答。
后来又审蔡子伟，起初，蔡初坚决否认，但终究耐不住长时间的拷问，在沉默了将近一刻钟后，无奈之下，承认了自己曾是右派的一员。继而他依照先前的供述，宣称刘志丹等人同样属于右派之列。
戴季英在本次大会以及会后透露，张秀山同样经历了审问，并提供了口供。然而，具体细节我已记不太清晰，不敢妄加评论。
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张秀山在本次亲自审讯后的短短一两天内便供出了实情，这与他所言的直至被捕后的一二十天内，在瓦窑堡我初次审问他时才有口供的说法，大相径庭。
此可证之。
首先，陈子华（程子华）在我方亲自审讯后的短短两三天内便奔赴前线。他在那里汇报称，张秀山已供出实情，聂洪钧和郭述申两位同志可以作证。
不久，郭洪涛在亲自审讯后的两三天内归来，我也随即向他告知了张秀山已供认不讳的消息。
据此，戴季英同志与我均记忆犹新，以及聂、郭述申同志的回忆，张秀山同志入狱后不久便已作出供词，绝非他所述，直至二十多天后，我在第一次审问时他才吐露实情。
经过审问，我、陈（程）以及戴三人便在原地进行了一场代表团会议。鉴于洪涛的缺席，与会者仅剩下我和陈（程）、戴二人。此刻，陈子华（程子华）与戴季英同志对这份口供深信不疑。至于他们之所以如此坚信，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原因：
（一）依洪涛材料。
（二）鄂豫皖地区以及二十五军在进行肃反工作中积累的一系列经验与思想方法。
（三）或存二十五军并吞意图。
我对此事抱有三分信心，而七分则是谨慎的怀疑。信心的三分源于：
（一）根据洪涛提供的简谱，指出他们存在右倾倾向，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疑虑。
（二）刘、高声称二十六军成功击败了白军，却以他们是反革命为由无法给出合理解释。
（三）我作为代表书记以及省委书记，个人利益与刘、高两位军事工作人员并无冲突；他们专注于军事事务，而我则专注于党务工作，彼此职责分明，未曾产生个人矛盾。
尽管路径各异，然自相识三月以来，二十六军始终恪守命令，彼此间亦无任何嫌隙。
然而，我是个独自来到陕北的人，起初对于二十五军并无半点熟悉，而与二十六、七军共度数月时光后，众人对我颇为友善，我亦未曾对他们怀有恶意。
（四）若轻易相信口供，随意拘捕他人，其后果实乃堪忧。即便不考虑革命大局，单从个人地位与事业发展的角度考量，亦是弊大于利。
在此次会议中，争议之声此起彼伏。我直言不讳：“这份供词实难采信”；而他们则反驳道：“反革命分子若未遭打击，自然不会轻易屈服。”
这乃反动手段，鄂豫皖的许继慎便是与此类人等同的。
我提出问题规模庞大，需进一步核实。陈子华（程子华）随即询问：若他抵达前线后遇到问题，责任应由谁来承担？
我经过一番犹豫后，向他说道：“若你们仍感不安，不妨请刘志丹、高岗同志返回后方，那时我的初衷仅仅是希望他们到后方工作。”
贾拓夫、郭洪涛、阎红彦、吴溉之
七、郭洪涛表现
洪涛同志收到信件后返回，我遂向他询问：“张秀山同志是否被划为右派？”起初，他答复并非如此。
我原本就疑惑，蔡子伟和张文华为何会屈服，而张秀山却自行坦白。此刻他无言以对，并未履行他那所谓的‘以生命担保他们’的承诺；我也没有提到要将他捆绑起来。
但隔了几天蔡子伟、张文华、黄子文、张秀山、江旭的口供越来越多起来了，前方并来信问习仲勋、李景林等是否是反革命？
我向他询问名单详情，当时他对二十七军及陕北地区的干部，态度尤为坚定，力主予以保全。然而，对于刘、高所率领的二十六军以及陕甘边地区的干部，他仅推荐了习仲勋、黄罗斌等寥寥数人，这使得刘志丹对此产生了更深的疑虑。
因此，洪涛所言其仅提供材料并未参与肃反的说法并不准确。刘志丹的召回，实是我与陈子华（程子华）、戴季英共同作出的决定，然而实施软禁的建议，却是他提出，我也予以了同意。洪涛曾与我商议，“待刘志丹归来，应将其安置于省委机关，实施监视与软禁”，这一点在二十二问题中已有明确记载，然而我后来却将此事遗忘。
第八节：为何中央红军抵达静宁后，未接纳反而开展肃反行动？
恰在此际，前方传来的消息称：中央红军已抵达XX地域，并提出建议，希望能够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谈及此议题，六七年间，我虽日思夜想，渴望将陕北的问题理顺，却未曾料及这竟演变成一个棘手的难题，因此也未曾对其往事进行过回顾。
在我连续三次发表言论后，同仁们纷纷聚焦并深入探讨这一议题。由于一时之间无法回想起具体情况，随着提问的逐渐加剧，我的记忆越发模糊，神经系统也随之紊乱。这样的情形使得大会的同仁们开始对我产生了怀疑，认为我背后可能有政治阴谋。
洪钧在信中提及，通过截获东北军的通讯内容，得知中央红军的动向（前次会议上同志们曾指出其在静宁），故此他有意前往迎接，并就此征求了省委的指导意见。
目前军委成员均已奔赴前线，至于子华同志是否也在前线，我记不太清了。之后，仅我与洪涛、季英等少数人留在此处。回顾第三次发言记录，我在大会上错误地提及洪涛同志已前往前线，实则并非有意撒谎。那天在大会上的紧张情绪导致我判断失误，洪涛同志实际上并未上前线。我记得我和洪涛曾联名给前线写过一封信，信中主要建议十五军团不要远离根据地，我们应就近牵制东北军，既是对中央红军的支援，也是迎接中央红军的策略。至于具体的牵制方法，信中并未详细说明。
我和洪涛同志为何做此决定？
（一）未曾料想，中央红军竟陷入如此困境。
昔日，我们频繁宣扬中央红军兵力达数十万之众，实则不过是自欺欺人。因此，我们推断中央红军的兵力至少也有数万，至于他们是否将至边区，尚存疑虑。即便他们真的到来，我们也只需稍作牵制，东北军即可应对。昔日二十五军抵达边区时，我们亦未曾派遣队伍前去迎接。
（二）若十五军团撤离边区，恐致边区面临失去之险。
（三）在部队内部，尚存疑虑之处，即右派分子的供述尚未彻底查清，然而，对中央红军的到来，并无抵触情绪。首先，当时我对中央的领导抱有尊重；其次，尽管我的品格可能与人相类，但那时的我，能力与地位都绝对不足以引发与中央对抗的心态。
自上次收到前方的来信以来，已过十天至半月之期，未曾再获有关中央红军动向的消息，以至于我怀疑中央红军是否不再前行。直至收到中央已至下寺湾，洛浦同志的信件，方确信中央红军已然抵达边区，因此，肃反工作依然在有序进行。
洪涛趁机拿我记忆力不佳的短处做文章，在提出的那二十二个问题中，质问起我为何未参与迎红军的行列。他似乎置身于省委机关之外，又仿佛站在我立场相反的一方，对我表示支持。
“一旦部队离开边区，若他们不再归来，那岂不是意味着边区的丧失？”
信上我们共同签名。洪涛阴险毒辣，今才识其真面目。
九、刘志丹被捕经过
程子华抵达前线后，翌日，前线便作出决定，让他（刘志丹）返回。而他返回后方，原本便是我们三人——我、程子华以及戴某——共同作出的决策。
我和洪涛同志当时曾计划将他调至省委机关，意图将其软禁，然而他抵达军委机关后，戴季英却将他引至保卫局，随即将其拘禁。
戴季英
我起初得知消息，系由洪涛同志告知，刘志丹同志已返归，却不幸被保卫局拘捕。同时，他们还意图抓捕特务员伟德（魏德），幸而他设法将此人保释出来。
“兹奉代表团书记煌岗之命，押送该犯前往受审，若该犯途中逃脱，可予以逮捕。”至于该命令出自哪个机关，我已记不太清楚。
戴季英亦告知我，他在后方被截获的信件，他自己也在途中目睹了这一情况。
戴某亦表露出惊疑之情，我闻之未对季英进行指责，亦未作出即刻释放刘的决断，这正是刘志丹同志被捕时的情景。
戴季英同志在会议上提及，他抵达刘回省委后曾咨询我关于处理方式的问题。我指示洪涛同志将刘引至保卫局，戴季英同志的这一说法存在不实。因此，此事件的真相易于查明，恳请大家深入调查，究竟是谁对党不忠诚。
洪涛同志提出了二十二个疑问向我质询，我之所以最初只是决定软禁，后来却改为拘捕，这其中原因他最为明了。至于刘志丹被捕的事情，他比我先一步得知，是他来告知我的这一消息。
在会议中，有同志对我提出质疑，既然刘同志已经看到了捕捉他的信件，戴同志也表示了动摇，那为何我依然进行捕捉行动？
实际上，戴是在将刘捕获后才向我汇报此事，他事先并未告知我刘已归来的消息，我亦未曾下令将其拘捕。
至于他所谓的“动摇”，实乃我所提及。我指出季英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然而，他曾一度表现出动摇之态。具体而言，当刘志丹同志在途中发现追捕他的信件时，他却毅然决然地返回，这一行为曾令他感到困惑。至于此事，他自己已经淡忘，而这一切均是我代为陈述的。
然而，刘的归来，却是他亲自捕获的，他并未提前告知我此事，这一点他理应坦诚地予以说明。
十、审问经过
在刘志丹同志被捕的前后，我深感事态的严重性，于是经过五至六天的辛勤审问，我亲自进行了严刑拷打。
起初我对这些情况愈发困惑，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秀山、江旭等人曾在山中的庙宇中召开会议，商讨了哪些事宜？又是如何安排的？我将这些信息转告给了洪涛，他也表示相信。因此，我立即建议戴季英给前方写信，告知已核实此事。
当晚我感到愉快，因：
首先，并未冤枉无辜之人，陕甘边区的肃反行动亦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亦在其中贡献了力量。
二是，我深切地感受到，与陈子华（程子华）、聂洪钧、戴季英三位，我们四人的心现在紧密相连。自从那次会议之后，我与陈（程）、聂、戴三位之间，似乎有一道微妙的隔阂。
他们深信不疑，而我却仅存三分之二分的信任；陈子华（程子华）察觉到我内心的动摇，戴季英则直接与前方取得联系。季英本人亦坚信，有几封信是未经我审阅便自发发出的；事实上，在未经我正式批准的情况下，张秀山与刘志丹便被拘捕。
戴季英将聂洪钧亲自寄给他的信件转交给我审阅，信中提及肃反问题，强调“必须抵制冷漠麻木”，其言外之意，显然是指向我。
聂将军曾向我透露，在东北的肃反运动中，方志敏同志亦曾出现动摇，这使我深感忧虑。他昔日提及肃反事务时，曾言要亲自领导，然而今日却直接指派戴季英执行，且在战场上大肆杀戮，这一切并未获得我的批准。
因此，在那几日，因与我有此距离，我感到了些许不安；直至那天夜晚，确认那些口供均为事实后，心中便涌起了一股释然与轻松，随即吩咐季英速速写信至前线，告知他们后方的确已对这些信息予以核实。
翌日，我询问他信件是否已撰写完成，他回应说已寄出。若前线的抓捕高岗同志行动是基于我的信件内容，那么这便是我所写的信件。
然而，这封信并非我亲见，其具体内容究竟如何措辞，我一无所知。不过，没过多久，高岗等数十人便悉数被捕归案。
就在我对洪涛深信不疑的次日夜晚，我邀请他一同前往审问。我们抵达秀山时，他放声大哭，向洪涛倾诉自己的遭遇。他坦言，个人生死无关紧要，但整个二十六军的安危才是重中之重。言下之意，他已经深陷反革命的陷害之中，毫无希望。
夜色已深至半夜，特务员手持电筒引领前方，洪涛紧随其后，我则殿后，我们一行人寂静无声地前行。我内心对秀山之痛深感悲痛，坚信其中必有不公与冤屈。
我率先打破沉寂，向洪涛询问：“你现在的感觉如何？”然而，洪涛并未回应。
我续言道，“其中必定藏着不公。”洪涛则默然未语。
因此，我选择在翌日再次仔细审查，然而并未发现任何矛盾之处，心中却始终感到事有蹊跷。
第三天发现鬼在杆子上。
张文华手持棒棒，质问爱玉：“你是右派吗？老实回答，我可以准许你坦白。”
他回答“不是。”
我喝道：“你这反革命的，竟敢隐瞒！再敢如此，休怪我手下不留情！”
他又说：“是呀！”
我接着道：“我这是在试探你，你分明是故意要陷害我们同志，那就继续吧！”
他又说“不是。”
如此，我再次向史秀英询问，他的回答亦如出一辙，显然是依据棒子的言辞而定。
张文华最终泣不成声，说道：
“本以为按照你们的意愿回复，能减轻痛苦，却没想到你们真正意图是彻查真相，这样一来，我的生命恐怕就堪忧了。至于刘志丹、高岗等人，他们与我无关，若你们根据我的供述将他们逮捕，那我还有生存的可能吗？”
原本我坚信不疑，现在转变为七八分的质疑。我不禁思考，既然我在某些地方出现了错误，那么鲁鄂豫皖地区为何还要采纳戴季英的这套方法来打击反动势力呢？
鄂豫皖地区存在肃反中心论的错误。据此，我推断当时鄂豫皖同样存在“左”倾的错误倾向。
肃反指示信内容如何？
鉴于目睹了刑讯逼供、指名供词以及滥杀无辜的恶劣行径，我曾撰写了一封指示信，此信诸位已寻获。关于此事，我不再赘述。
只记大意。
在第一部分中，过去右派曾以党内右倾取消主义的姿态出现。然而，经过党内斗争的洗礼，右派的真面目已经暴露无遗。因此，我们进行的肃反行动是恰当的。在此，所指的右派包括蔡子伟等人，而非刘、高。
在第二部分中，强调了以下几点原则：严禁随意指名审问嫌疑人，禁止使用刑讯逼供手段，严禁将党内错误与右派问题混淆，并提倡实行自首宽大处理政策。
第三章节中，对刘志丹进行了指责，声称其被右派势力所利用，该派别借助刘志丹的名声来遮掩其不法行径。
洪涛审阅了此信，对其内容赞誉有加。然而，他却声称让我隐瞒不发，此言显然不实；此外，他在提出的二十二个问题中，亦对我为何发布该文件一事提出质疑，此行为分明是对大会的故意误导。
此信我曾分送前方驻军一份，关中地区一份，陕甘特委一份，马明方、王达成各一份，或许还有神府一份。同时，我亦携带着三十余份进京，呈递给中央领导，并由几位同志传阅。
据悉，这封信尚未被收到。李景林同志在大会上提及，他是在中央下寺湾四天后才收到此信的。他坚信这封信旨在纠正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因此，他怀疑这封信是故意在中央到达后才发出的，实际上，这封信正是我们要找的那封。此外，这封信也恰好是康生同志所保存的。
信的作用，结论自明。
诚然，若以公心而论，此信之意图，实则旨在纠正滥捕滥杀的风气，以及指名问供、过度依赖肉刑与口供的做法。然而，信中却增加了一段对肃反工作的评估，虽未明确指出其根本错误，却反而肯定其正确性，仅提及在肃反手段上的纠正作用微乎其微，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
后面一段骂刘志丹不妥。
当时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即若我捉错了你们，待我释放你们之时，你们亦需承认错误。在撰写此文之际，正是基于这样的初衷。至于谈及要肉体上消灭刘、高或二十六军的首领，这并非我所考虑之事。
十二、明意洪涛前行
在撰写关于肃反的指示信的前一日的黄昏时分，我特地邀请洪涛来到省委机关前的土丘之上，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
我向他告知，如今多数证据均表明刘、高等人遭受了诬陷。
郭某言道：“张秀山根本无需拘捕，你们抓张秀山时为何不事先与我沟通？”
我言道：“我本欲询问张秀山，不料戴季英竟将他拘束起来。”
郭未表示什么。
我又言：“无论如何，我们终究要设法将他们释放。一旦他们获释，未来难免会有诸多纷争。然而，无论如何，我们绝不能违背良心行事。”
不久，我便与他商讨，提议他前往前线，对红军进行慰劳，并对当地的干部予以安抚，以防止前方的局势发生动荡；毕竟，那时我深知一旦局势失控，问题便难以应对。同时向前方通报，刘、高等同志已被证实并非右派，实则党内的地方封建势力，我们有意予以释放；叮嘱前方切勿滥杀无辜，更不应随意抓捕人等；并向其告知，聂洪钧同志行事较为激进，建议他先行说服子华同志，并告知他即刻动身，尽快返回，以便共同商讨应对之策。
在大会上，洪涛首次发言，意在表明他坚决反对肃反的过度扩大，因此向大会汇报了他主动请缨前往前线的意愿。然而，待到他第二次发言，为了将责任归咎于我，他却转而声称是我设下阴谋，诱使他前往前线。反复无常，至此极。正如所述的实际状况，至于他在前方所展现的表现，我则一无所知。
此刻，后方局势同样动荡不安，我心中忧虑，若是发生暴乱，局势将难以控制。然而，若要立即释放刘、高等人，又担心前方不予以同意，因为右派势力曾透露，后方有一批来自第二十六军的干部已被划为右派。
我此前刻意隐忍，未将此事提上议程。然而，一方面，我对他们是否属于右派身份尚不明了；另一方面，我又担忧他们可能引发骚乱。因此，在刘志丹被捕后的两三天内，我亲自作出决定，指派戴季英将他们拘捕。
在本次大会召开之际，经过一番调研，我发现与会者中包括了朱子休、高朗亭、杨小平、魏子俊、刘汉武这几位同志。
十三、谁在后方欲行刺？
戴季英屡次提议，既然前线已有人员牺牲，后方也应适度减员以示警戒。
若有人主张杀一人，则众人亦应随之，因这些人的证词，不过基于寥寥数人的口供。若是对真正的右派分子下手，其口供便无从核实；若是针对疑犯，那么所有被逮捕者均需遭受同样的命运，皆因他们均被单一证词所定罪。唯有让真正的右派分子揭露真相，明确他们的口供，方能解开此案之谜。
因此，我亦禁止了对刘高等人的审判，这正是为何刘、高未曾被审，而后方亦无一人被杀的真正缘由。
戴季英同志所言我欲加害朱子休，纯属恶意中伤。至于反革命分子蔡子伟和黄某，我并未加害，也未曾允许对他们进行审判；朱子休与我之间并无恩怨，他亦非重大嫌疑人，我为何要对他下手？
戴季英历来在肃反问题上存在严重错误，不仅曾在鄂豫皖地区大开杀戒，即便在前往陕北之前，仅凭口供就杀害了张汉民等数十位同志。然而，当我命令他进行杀戮时，他却反而拒绝杀人了。他之前总是热衷于杀人，但在我要求他行动时，他却退缩了，这难道不令人感到奇怪吗？
然而，在中央作出决定后，他承担了主要责任，并受到了严肃的警告处分。当时他身处中央，而我却留在陕甘边。那么，他为何在干部会议上指出“朱理治应承担主要责任”，却未曾及时或事后出示那份书面证据？
究竟是谁在幕后策划着杀戮，又是谁在默默阻止罪恶的蔓延，务请各位务必查明真相，务必彻底查清。
十四、关于自首政策，为何对反革命者给予优待，而对革命者却实施严厉对待？
彼时，我依旧采用相同策略，审问蔡子伟、黄子文、江旭三人。只要他们能够如实陈述事实，我便允许他们自首。
这项自首政策，乃是我所构思，鉴于我在白色区域从事秘密工作时，察觉到国民党逐渐趋向反动，滥捕无辜的现象日益严重。自实施自首政策以来，乱捕乱杀的现象显著减少，被捕者亦鲜有冤屈之例，所判之罪亦多基于其反革命行为的有力证据。
鉴于这一原因，我尝试了这一方法，旨在让真正的反革命分子相信：只要他们坦诚相对，便有机会自首。因此，我撰写了《自首条例》，初衷仅是让右派人士坦诚发言，向他们展示这一途径。然而，这个条例却意外地被广泛传播和强调。
对于此政策是否公正，我并不欲置评。然而，自采纳了这一方法之后，右翼人士的供词发生了转变。他们先前供述的“高刘”等人，后来纷纷予以否认，因此，我们得以得知实际上仅有五六人堪称真正的右派，这一信息正是由此法所得。
自中央进驻后，我得以确信，仅有五至六位人士堪称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这一结论正是基于此方法得出的。
对于高、刘二人，应当予以优待，切勿对嫌疑犯施以虐待。这一点，我曾向戴季英明确指出。
为了激励右派人士主动投案自首，我曾向他们承诺，只要他们坦诚相告，我不仅不会加害于他们，更会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
至于戴季英何以对嫌疑犯施以如此残酷的对待，这显然是他应负的责任！我并未指示他采取这种方式，这或许是他从鄂豫皖地区带来的行事风格。
我未曾与刘、高二人有过面谈，直至问题逐渐明朗，我内心亦生出了与他们共聚一室、畅谈一番的愿望，意图予以他们慰藉，告知他们不必忧虑，一切疑问终将得到解答。
然而，保卫局的行事风格让我自身也感受到了一种压抑的氛围。在问题尚未得到明确解决，且前方意见尚未达成统一时，我竟丧失了勇气，不敢与他们展开交谈。
我之所以显得缺乏勇气，原因在于戴、聂二人可直接通信，而我手中并无兵权。这主要还是因为我自身软弱无力，疑虑重重，决策犹豫，缺乏坚定的革命意志。
通过自首策略，蔡、张、黄、江相继更改了供述，至此我才确信刘、高、张秀山等人并无罪责，于是我有勇气对戴提出质疑，追问其为何直接逮捕张秀山，以及为何直接与前线进行通讯？
他的回复表明，他先前以为聂负责该代表团书记一职，因此才写信致意；同时，他坚信并非这些人被捕有误，故此持续向我写信，提及发现了新的证据。
所谓新证据，无非是张文舟、朱子休、赵其明（赵启民）等人遭受殴打的事实，再加上他们的供词。经过审问，结果依旧未能揭示真相，因此我下定决心将戴同志调至前线。他并不知道我将郭述申同志召回，对此表示出极大的惊讶。
十五、中央到后
我布置的这些措施是否能够挽救刘、高二人，我本人当时也并无确信。主要原因是，首先，我并不清楚洪涛同志离开后，前方同志们的具体意见和态度如何。
次之忧虑，二十六军恐生变乱。若果真发生暴动，那末前方将更有理由宣称，军中潜藏反革命势力，届时刘、高二人恐怕更加难以释放。
若双方不幸陷入战火，我自当无法随二十五军同行，亦无法赞同对刘、高二人采取杀戮之举。
一方面，我坚守良心原则，不愿做出违背道德的行为；另一方面，考虑到二十五军以及洪钧、季英等人的强硬做法，我难以确保不会因此而受到肃反的影响。
未来充满未知，若遇困境难以解决，唯有返回北方局寻求指导。当时心情焦虑至极，几乎夜不能寐。
突如其来的洪涛来信，告知陕甘支队已经抵达；紧接着洛浦同志的来信也到了，我才得知中央的同志们也都已抵达，于是立刻动身前往。
有人对我产生疑虑，认为中央红军的到来，我不表欢迎，是因为失去了成为土皇帝的可能，但这并非事实。中央红军的到来，不仅挽救了陕北苏区，也拯救了刘、高二人，实际上，它也拯救了我自己。
洛浦来函，命我前往前线参会。临行前，担忧季英可能胡作非为，故特意召集他及马明方，予以交代。我告知戴某，不得再对他人进行审问；在审问任何人员时，必须邀请马明方一同参与。
携带着省委的肃反指示信，我抵达洛川（洛河川）以面见中央。此时，前方的会议已然结束，毛主席已前往前线，仅剩下周副主席、洛甫、博古、罗迈等同志主持了一场小型会议。我在会上做了简要报告，指出肃反运动是错误的，刘、高等同志遭受了不公的冤屈。
翌日清晨，中央便需启程返回瓦窑堡。当晚，我特与博古同志进行了一次交谈，向他详尽地汇报了肃反工作的具体情况，并告知他……众多证据均属虚假，唯有蔡子伟、黄子文、张文华、张胖子、江旭、李西萍等实为真反革命分子。
他询问我应如何应对此事，我回答道，唯有将他们释放。然而，我们必须坦诚，这确实是一错；同时，他们也应当承认自己的过错——这里所指的，是为了掩盖右派的问题，以及右倾的倾向。此外，我还请求博古同志允许我返回去进行一番解释，但他并未应允。
十六、为何中央不受欢迎？
当初中央抵达时，首站是途径吴起，直至洛河川一带。沿途尽是陕甘特委的辖区，当时洪涛、洪钧等同志便驻扎在特委所在地。直至中央抵达六日后，我才收到通知，匆匆赶去与他们相聚。
曹力如等同志在会议中向我质询：为何在欢迎仪式上未动员群众参与，也未提出欢迎红军的口号；在举办短期培训班时，禁止向中央如实汇报，亦不允许干部与中央保持接触。
这对我而言无疑是极大的不公。由于中央代表团抵达后六天才得以及时赶到，而恰巧在他们离开的次日，我便抵达了现场，对于这些事情一无所知。这理应由前线的洪涛等同志全权负责。
十七、中央已至，何故仍捕人？
担任洛河川省委书记期间，我已记不太清晰，是哪位同志提供的资料，指出有四人存疑；于是，我便将这一情况告知了中央派来的保卫局长郑自新，并叮嘱他务必予以关注。
不久之后，他开始心生疑窦，声称确实有人有所行动；然而，当他下令将此人捉拿审问时，最终却发现并无任何问题，遂将其释放。
郑自新同志在大会上的发言指出，此事无疑反映出我当年对外来知识分子的疑虑以及处理问题时的不甚审慎。此外，我也未能及时获知中央作出的“不抓人、不杀人、不审人”的重要决策。
为何中央对于纠正肃反的指示信采取了扣押措施？
此议题系郑自新同志于会议中提出，对此，李富春同志自当明了。
中央的肃反指示信，在省委会亦或在肃反委员会上曾有所讨论，然而我已记不清具体细节。唯有富春同志的言论仍历历在目，他提及此次肃反行动，主要由戴聂同志负责主持。
或许是因为担心我外貌不佳的缘故。在省委会或是肃反委员会上，那些准备公开讨论的事项，为何我迟迟不向保卫局长透露？这恐怕正是郑自新多心疑虑的表现吧！
第二，责任与思想。
此次失误尤为严重，数百无辜生命遭受损失，关键领导人亦被悉数逮捕。
中央若未至，前景堪忧。身为代表团书记兼省委书记，我肩负着主要责任。
诚然，这错误并非单凭一人之力所致。它背后有着遵义会议前中央所采纳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戴、聂等同志自其他根据地引入的错误肃反模式，以及洪涛同志所秉持的崇拜主义，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主导。
个人主义体现于：
（一）追求名誉与地位，我选择踏足此地。即便我是受北方党派之邀而来，内心深处，我亦对此地心生向往。当时，我深感这份工作的分配恰到好处。
首先，长达九年的监禁生涯与隐蔽行动生涯至此画上句点，自此，不再面临被捕的威胁。
其次，该工作在党内地位重要。
第三，此工作可助成名。
我曾思量，若非身兼省委书记之职，或许可兼领此地的政府主席，因政府主席之位更易声名远播。因此，在抵达此地之前，我便立志要将此处的工作打理得井井有条。抵达之后，我也全力以赴，并非意图破坏此处的工作秩序，而是致力于推动革命事业的进步。这一切，固然出于个人对名望的追求，亦是对党的事业有所贡献的愿望。
（二）怀揣如此信念，在思想方法上，便不假思索地信奉当时党中央及中代的路线。
当时自然尚显稚嫩，未能察觉其中的谬误，然而在潜意识里，却已形成了对他的指示盲目追随的心态，即对上级的路线难以产生怀疑。怀疑不坚决，必受打击。
在方法层面，所有行动皆以他们的指示和过往文件为依据，忽视了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由此，工作未能贴近实际操作，仅限于与少数同志交流，他们则亲赴一线工作，而自己则闭门研读文件，撰写文章。正是这种做法导致了主观主义的产生，并催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
（三）因此，在干部选用过程中，宗派主义现象便随之而生。
我之所以只对洪涛同志深信不疑，乃是因为洪涛同志时常对我赞誉有加，对我予以高度评价。我同样认同他对我吹捧与赞誉，其目的在于使我工作得以顺畅，且声名鹊起。
因此，我们仅对洪涛同志所辖的干部深信不疑，这是基于对其领导体系下工作的信赖，期望借此凝聚力量。正因如此，我们无法站在矛盾的对立面来处理陕甘与陕北之间的纷争，只能偏向于洪涛同志一方，这也导致我们无法与刘、高二人亲近。
待二十五军抵达之际，众人又倾向于依附于二十五军。然而，这里的路线之争并非唯一因素，宗派主义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过火斗争方式。
在上海那段时光，我经历了激烈的斗争（诚然，那时我也存在不少问题），随后北上，在中代组织的指导下继续斗争，对其他同志也一度采取了过激的态度。
彼时，人们坚信思想斗争是推动工作向前发展的最佳途径，同时亦微妙地察觉到，通过开展斗争，自身的威信亦有望得到提升。
抵达此处后，一方面遵循中代指示，另一方面亦深切感受到右派及右倾问题之严重性，因此我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然而，这其中亦不可避免地掺杂了提升个人声望的考量。
斗争愈发激烈，甚至走向极端，尤其是在惠碧海同志的工作被撤销、横山同志遭遇挫折，以及二十五军抵达之后形势变得尤为紧张，这些正是导致肃反运动展开的直接导火索。
起初，是否有过试图抬升打压刘某的计划？这其实是洪涛同志向我提出的建议。他认为高某在某些方面比刘某更为出色，因此建议我关注高某，以解决陕甘边区的右派问题。
（五）缺乏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坚定意志——在右派对刘、高张进行诬告之后，我逐渐不再支持立即实施逮捕；然而，面对季英的专断独行，我却未能及时加以制止。
直至察觉捉错，却苦无迅速解困之策，无法即刻将他们释放。
即便当时诸多条件受限，但主要的担忧还是戴、聂二人过于激进，可能会将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因而顾虑重重，导致问题越缠越乱，局面愈发严重。
这种缺乏魄力，并非仅仅是表面上的，实则反映了一种未曾为党奉献牺牲的决心。
无反省，掩饰过错。
随着中央的介入，纠正了肃反中的错误之后，我并未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起初，我仅意识到自己缺乏魄力，未能及时纠正戴、聂的错误行为，却未曾深思这背后是否暴露出我在领导路线和思想意识上的问题。
对于我所撰写的肃反信件，始终坚信其方针的正确性，唯一觉得有所不妥的，便是第三部分对刘、高的评价略显偏差。
洪涛最初是赞成执笔的，并深以为内容颇佳，未曾劝我不要发表。然而，随着其他同志指出信件存有瑕疵，他便要求我否认曾发送过此份文件。
我再次得知，前方并未收到这份文件。因此，当去年肃反委员会要求我提交报告时，我明确指出这封信未曾发出。
调查目前进行的情况显示，已发送四至五份，大致每份特委各收到一份，省委保留了两份，前方也进行了分发。
彼时，中央已经抵达，各方正处于变动之中。他们并未收到，或是收到后也未及审阅，这一点是我刻意隐瞒未向党内透露的，其中暴露出我对党忠诚度的不足。
这些现象反映出我思想意识的杂质，其中夹杂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倾向。在这种特定条件下，这些个人主义倾向导致了严重的错误，酿成了巨大的罪恶，这是我近期深刻反省所得出的结论。
然而，有一点我深信不疑，那就是我绝非有意陷害他人。
今日，各位同志对我所受的批评与愤恨，实属应当。自我初识刘、高等人蒙冤之情时，便预感在将来他们得以昭雪、重获自由之际，我将不可避免地遭受严厉的指责与侮辱。
我始终秉持着不冤枉他人的原则，宁肯承受他们出狱后对我的指责，也绝不会做出违背良心的行为。
七年前，正是洪涛同志临行前，我对他叮嘱过的志愿。
或许正因我尚保留着一份基本的党性原则，我才得以逐步查明案情，坚决阻止了后方对任何人的杀害。尽管当时形势极度危急，但中央还是及时赶到，成功救出了那一批无辜的同志们！
我坚信，你们定能揭开这起罪案的真相。
尽管我的过失颇为严重，然而，一旦我有所察觉，我便立下决心，定当竭尽全力予以纠正。我誓将我余生所有之力，奉献于党的伟大事业，以期弥补此次对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至于能够弥补多少，就让我们尽力而为，不计较得失。